“董仲舒与儒家经学”研讨会发言
“董仲舒与儒家经学”研讨会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和专家学者：
值此由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衡水学院董子学院主办的“董仲舒与儒家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都西安，也就是在董仲舒曾经工作过并且终老和安葬于此的地方，胜利召开之际，我谨受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和常务副会长的委托，代表中华孔子学会，向本次研讨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向与会的各位领导、来宾和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史、经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汉代“为群儒首”、“为儒者宗”。他传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思想，实现了儒家思想与秦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整合，实现了秦以后从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到儒家的“任德不任刑”或“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转型，奠定了儒学、经学在汉代以后的'主流和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自汉代始成为一个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实体性存在”。如果说先秦儒学以孔子为代表，宋明儒学以朱熹为代表，那么当之无愧地，汉唐儒学就以董仲舒为代表。
衡水是董仲舒的故乡，西安是汉唐的首都，是董仲舒曾经工作过並终老和安葬于此的地方。去年我们在衡水学院举办研讨会，正式成立了董仲舒研究会，成立了衡水学院董子学院，今年我们又在西安举办研讨会，而且是在孔子诞辰的纪念日召开了本次会议。这必将是“董仲舒和儒家经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胜利召开。我们知道，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一直注重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是贵校的优秀传统和优良学风。这也更启示我们，要注重研究董仲舒思想、儒家经学与现时代的关系。清代史学家赵翼曾经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我们在1840年以后又经历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汉代儒家在他们所面临的“变局”中，是如何处理“变”与“常”的关系（参见拙文《董仲舒对先秦儒家的继承和损益》，载《衡水学院学报》20xx年第3期）、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认为古井田制“难以猝行”，故提出了“限民名田”）、尊儒与思想文化多元性的关系（汉初的陆贾在《新语·术事》中说：“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此即“尊儒”而不“独尊”，参见拙文《秦后第一儒——陆贾》，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董仲舒虽然有“独尊儒术”的思想，但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也综合了道、法、名、墨、阴阳五行家的思想）等等，探讨这些内容也将为我们今天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並且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能够记入史册、极大推动董仲舒和儒家经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研讨会。最后，我再次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各位领导、来宾和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预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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