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死在哪里
石达开死在哪里
石达开死在成都。
石达开,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客家人,太平天国主要将领之一,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武学家,诗人,书法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1851年12月,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
1857年,封“左军主将翼王”,天京事变曾封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军民尊为“义王”。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十六岁受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二十岁获封翼王,三十二岁英勇就义于成都。一生轰轰烈烈,体恤百姓民生,生平事迹为后世所传颂,被认为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
石达开的历史问题?
石达开(1831~1863)太平天国军事统帅之一。广西贵县人。早年加入拜上帝会,与洪秀全、冯云山等共谋举义。金田起义后,被封为左军主将,旋封翼王。在太平军由广西向金陵(今南京)进军途中,任开路先锋,屡建战功。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春,太平天国建都金陵,称天京,石达开留京协助洪秀全、杨秀清处理军政要务。四年,西征军在湖南湘潭为曾国藩的湘军所败,节节后撤,武汉失守,九江危急。他奉命率援军赴湖口,指挥九江、梅家洲守军顽强抗敌,将湘军水师的小船困锁于鄱阳湖内,重创其笨重大船于长江水域,由此西征军扭转战局。六年春,奉命回援天京,协同燕王秦日纲等部,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共解天京之围。六年秋,天京爆发内讧,石达开奉诏回京辅政,合朝拥戴。七年夏,因受洪秀全疑忌,率10余万众,脱离皖、赣根据地,转战浙、闽,后折入湖南,进图四川,与湘军作战失利,被迫撤入广西。十一年秋,他重振队伍,在川南、黔北转战年余,屡战受挫。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夏,进至越厅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南),为大渡河所阻,又遭清军及士兵围困,进退无路,陷于绝境。他冀图“舍命以全三军”,投入清营,后不仅部属惨遭屠杀,自己也在成都遇害。
其部队转战过福建连城冠豸山: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五七年“太平军”石达开部队进占连城,邑人死难三千余人,因兵灾祸乱之惨重教训,一些富豪皆寻避乱之所。邑人罗学敏遂于一八九八年集资在冠豸山中改筑旧寨,前山建一道堑门,题名“竹安寨”,寨内依山势建屋三十九间,厅堂、居室、厨房、仓檩一应俱全;大猫山顶石崖上开凿一方天池,积蓄雨水,供饮食用;通往后山处亦筑一道堑门,设防把守,切断通道;摩天岭顶也有一道堑门,炮台、枪眼俯卫石阶唯一通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古代英雄之死,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惨烈,也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窝囊,甚至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众说纷纭,这真是奇中之奇了!�
石达开于1857年从天京(今南京)出走,率部10万余众西征。石达开的出走,是由于太 平天国的内讧引起,但他对天朝的忠诚,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在给洪秀全的信中说:“臣虽西奔,仍为天朝戮力。苟得川、滇、黔、湘之间,扬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太平 天国野史)他在《石达开出走告示》中说:“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 主恩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都表明他的西征是顾全大局、避免火并的忍让行为。他选择 四川作为根据地,一是仰慕蜀中富饶,二是川督庸懦,可乘其弊。但是他在进军过程中,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59年,石达开进攻湖南宝庆失利,只好折回广西。1860 年,清王朝任命曾国潘为两江总督,利用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1862年,石达开休整 已毕,率主力10万入川(号称20万),这时四川总督已换为湘军干将骆秉章,形势对石达开不利。是年4月,石达开攻忠州、丰都、涪州(今涪陵)、巴县,均告失败,渡江未成。5至8月,在叙府(今宜宾)、合江、江津渡江又未成。1863年1月,石达开在叙府横江与 清军决战,遭遇到湘军悍将刘岳昭的顽强抵抗,加之石达开部下郭集益等4将降清,自焚双 龙镇营垒30余座,致使石达开死伤4万余众,元气大伤,只好退回云南。4月,石达开带领4万人终于从米浪坝(今巧家)过江,5月占领西昌,经冕宁北上,5月14日进入紫打地 (今石棉安顺场),在此徘徊了3天,终于铸成大错,断送了西征军的性命。�
这里第一个问题提出来了:石达开既已占领冕宁,为什么不走石棉—汉源—荥经—雅安这条 大路去进攻成都,反而要走安顺场—泸定这条小路?他究意想到哪里去?�
要探讨石达开的心路历程,必须读《石达开自述》。石达开虽是太平天国的猛将,但过去都是协同作战,未曾经历孤军深入的危机。1859年进攻宝庆失利后,大军退回广西,军心 已经动摆,“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次年就有部分官兵回到天京,一部分竟至降清。 石达开自己也一度打算“隐居山林”,但因为清廷“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只得强打 精神重谋入川之策。在多次与路秉员的部队作战之后,石达开已意识到川军今非昔比。特别 是横江恶战,石达开损失4万余众,而且多是老干部、老部下;新充兵员,多为就食之饥民 ,缺乏训练,没有什么战斗力。1863年5月尽管侥幸攻下西昌、冕宁,但实际上已成疲 惫之师,丧失了当初的锐气。这时近在咫尺的成都,在他看来都是非份之想。他之所以折入安顺场,很可能又重新萌发了“隐居山林”的念头。�
石达开攻下冕宁后,就以重金送松林土司王应元、田坝土司岭承恩,请求让路,得到许可。 这一偶然或暂时的现象使疲惫的石达开多少获得一点慰藉。一个身经百战的良将在突然的慰 藉中极可能产生厌战情绪。石达开折入安顺场,就已经透露出他放弃进攻成都的打算。他大约正在选择退隐之地,这一犹豫,就使他陷入了灭顶之灾。�
但是当地流传的说法却是,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到达安顺场后,当天夜里翼王妃产 下一子,达开大喜,“是以传令犒赏,休养三天”。(许竟儒《擒石野史》)朱总司令在长征 中经过安顺场时,当地老百姓便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并劝他尽快离开。朱德在回忆中说—— �
我问了这一带的群众,都说石达开入川是在这里消灭了的。因为生了王子,不能前进,大摆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几天。结果后面追兵一来,“倮倮”又反对他,全部消灭 了。(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
这个传说虽然充满了同情和惋惜,却是靠不住的。石达开长于韬略,深知战争机变。决不会 因为生了王子而贻误军机。试看后来在最后关头,石达开亲自挥其妻妾5人抱幼子2人沉河 ,可知他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更不会因为一个黄口小儿而断送太平军的前程。�
另一种说法见于薛福成《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书中说石达开到达安顺场当天,“使其下 造船筏速渡。渡者已万余人。会日暮,忽传令撤回南岸,谓其下曰:我平生行军谨慎,今师 渡未及半,倘官兵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
但这个说法遭到现代军事学家的驳斥,理由是1万人的先头部队不是个小数目,完全可以单 独与清军作战,为什么要撤回?既然有时间撤回1万人,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再渡1万人?再 说,当时石达开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那么多船,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安顺场也找不出1600个 船夫(这是渡过1万人的最低船夫数。请注意安顺场河面只容渔船可航)。�
真实的情况是,5月14日夜大渡河突然涨水,由安顺场注入大渡河的松林河也涨了水,石 达开无法渡河。而且,此时的石达开,极有可能已放弃了进攻成都的计划,他希望等到松林 河水退之后,朝泸定一带前进,找一个可以安生立命的地方退隐(当然以聚啸山林为形式)。 �
谁知道就在石达开等待水退之时,川督骆秉章已收买了土司王应元和岭承恩,“赏以重金, 并许以官爵。”这时渡过松林河去寻退隐之地已成空想,为了突围,石达开才选择了强渡大 渡河的下策。�
可是,素称锐不可当的石达开为什么会在大渡河全军覆没呢?这是第二个问题。�
1988年,我到康定讲学,因为二郎山公路不通,只好由雅安折向南,翻过泥巴山,由汉 源—石棉—沪定绕道到康定,有缘经过安顺场。根据我的观察,石达开的失利完全是由地形 决定的。安顺场在大渡河西(史书皆记作“南岸”,误。原来大渡河在石棉发生陡折,安顺 场一带大渡河已作南北流向,故安顺场在河西,而泥巴山在河东),系由松林河造成的冲积 扇,地势低平。河东为陡峭崖岸,高出大渡河20-30米。恰恰就在大渡河涨水之时,重 庆总镇唐友耕部已占据东岸,居高临下,枪炮齐发,实在无法逾越。安顺场本来就处于清军 射程之中,加之还要划船,还要爬岩,其劣势更加显著。军书所谓“死地”,大概就是指安 顺场这一类的地方罢。�
当然,石达开在身处绝境时,仍然表现出“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5月17日,石达开选 出精锐千人,分驾船筏,抢渡大渡河。他勉励将士:“战必死,降亦必死,均一死也,不如 其战矣!”但在唐友耕枪炮攒射之下,这支敢死队全部阵亡。�
5月21日,石达开又令500人再次强渡大渡河,“隔岸呼噪,声震山谷”,但被清军 击中船上火药,引起爆炸。“抢渡之贼,无一生还。”6月3日,达开尽斩17日渡河向导200余人祭旗,挥令渡河,“皆被官军隔岸轰击,毙贼无数,兼以水势湍急,登筏者悉皆 沉没。。”6月9日,石达开最后一次抢渡,除被洪水漂没5只船筏以外,其余“悉被击沉 ”。(见《骆秉章奏稿》)�
在走投无路之时,石达开仍对土司报有一线希望。6月5日,石达开隔河射书给王应元,许 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为酬,请求让路,但这时王应元已为骆秉章收买,不许。6月9日, 石达开最后一次强渡大渡河失败,王应元乘势杀过松林河,加上另一支土司部队(岭承恩)从 马鞍山压下来,紫打地失守,石达开率残部奔至老鸦漩,这一支太平军西征军也就进入最后 时刻。�
石达开初到紫打地约有4万余人,经过二十多天的苦战,死去1万多人,还剩1万多人。紫 打地又是不毛之地,“至是战守俱穷,进退失据,死亡枕藉。”(赖秉权《太平天国翼王石 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但石达开此时仍保留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本色,他对伤病难行的与 参军不久的弟兄“给资遣散”,让他们自谋生路(至今石棉、甘洛、越西等县还有太平军苗 裔数千人之多)。剩下的6千余人,下决心与石达开共生死。由于清军实行“坚壁清野”的 政策,石达开一直得不到任何补给,情况越来越严重,石达开只好命令妻妾抱子沉河,其他 伤病员也跟着纷纷投河而死,真是悲壮到万分……�
石达开在此弹尽粮绝之时,已无计可施。这时,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一个传统的豪杰之士 ,终于作出了一个从军事上政治上说是极为错误,从人性上说是极为光辉的决定。他写信给 川督骆秉章,要求杀己一人而保全三军,书信写得极为恳切——�
……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 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 以投安……(《唐友耕年谱》附有此书)�
但清军凶残成性,骗俘达开后,即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达开残部6千余人,也被清军 在大树堡杀害(骆秉章奏折称其中4千人“给票遣散”,只杀了2千余人,恐不可信,因为至 今未闻“给票遣散”者的后裔何在)。这一个血的教训,值得后人永远深思。�
“凌迟处死”俗称“千刀万剐”,是最残酷的刑法。6月25日就刑这一天,还有曾仕和等五人同死。曾仕和“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达开制止他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 石达开自己“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 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周询《蜀海丛谈》)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啊!连川督骆秉章也不 得不赞叹:“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见《骆秉章奏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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