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考试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考试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

1、自然因素：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引起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引起的社会流动多半是空间上的流动,调节着人口和资源的重新分配。自然生态的变化虽然较缓慢，但也会引起一个地方的人口逐渐迁出或迁入；

2、人口因素：人口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并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存的。若人口密度超过资源的承载力，必引起人口的向外流动。。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或过低，就会产生人口的压力或吸引力，于是出现人口流动。

3、社会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引起社会流动最根本的原因来自社会。社会原因概括起来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它是引起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价值观念的转变，会改变人们的流动方向。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层

　　所有社会中，人们一生下来就面对着不平等——即缺乏平等的途径以得到社会所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

　　社会分层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不同，在社会地位上呈现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现象和过程。“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因而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

　　影响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指人们所能够占有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职业声望、生活质量、知识技能，以及各种能够发挥能力的机会和可能性。社会资源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希缺性；二是有用性。人们希望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但又很难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则和制度。因此，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不同，既成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评价依据，也成了人们社会分层地位的基本标志。

　　影响社会分层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社会制度。

　　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层的最初的历史动因。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个体社会成员的固定职能，因而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人类社会的分裂就在所难免了。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造就了商人阶层，公共职能与生产劳动的分离促成了官吏阶层的产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文化人群，从而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社会最基本的分层过程就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

　　从直接意义上讲，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分化还只是一种水平分化，它只是反映人们在劳动形态和劳动性质上的一种不同。因此，水平分化并不一定带来社会不平等，即所谓社会地位上的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只有当这种社会分化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结合，才会把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社会水平分化转化为社会的垂直分化，并在社会的垂直分化中造成了社会分层。这种社会制度就是私有制度。私有制使得社会分工不同的人群获得了不同的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所占据的社会地位获得了不同的社会评价。这样，社会分工与私有制的结合最终演变成一种社会分层，即一种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

　　因此，社会分层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由于要实行按劳分配，要搞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可能相同。社会分层现象仍然是一种客观现象。

　　（二）社会分层的基本理论

　　1、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了解）

　　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真正站在理论的高度深入地研究社会的制度化不平等问题的是马克思。在社会分层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理论揭示了私有制下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对阶级与阶层作出了全面的阐述和深刻的分析。

　　2、西方社会分层理论

　　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有多种。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韦伯的分层理论和帕累托的精英理论。

　　（1）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

　　韦伯是西方分层研究的开拓者。他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 权力——政治标准,声望——社会标准。社会标准指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敬。在西方分层理论中，常常按照这个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社会身份群体。所谓社会身份群体是指那些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并能从他人那里得到等量的身份尊敬的人所组成的群体。政治标准指权力。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即使在遇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权力不仅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也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在科层制度中的地位。以上三条标准既是互相联系的，又可以独立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标准。

　　韦伯认为，上述三样东西在任何社会都是有价值的和稀缺的，因此，在各种社会中，人们总要追名、逐利、争权，社会分层结构就是用等级秩序将上述活动纳入制度化轨道。韦伯还认为，这三者是相对独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或者把某一方面推到突出地位。

　　韦伯的分层模式对西方分层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第一，多元分层标准。常用的有：收入、职业、教育技术、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第二，具有连续性的定量标准。财富的多少，声望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等。第三，注重主观评价，普遍运用了自我评价法和声誉法。

　　（2）帕累托的精英理论

　　精英理论（elitism ）的核心内容是认为社会总是处在少数人的统治之下，这些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即称为“精英”（elite ），他们在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提出精英概念并使之广泛传播的是意大利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在帕累托那里，“统治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而成为他理论关注的焦点。

　　帕累托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和永恒的，但它内部的上层成员和下层成员并非凝固不变。封闭稳定的等级结构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创新、竞争、变革的基础上的动态性工业社会，因而不存在终身的或世袭的阶级。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根源于人们生而俱来的自然差别（先赋条件），社会成员归属于哪个阶层，主要取决于人们天生的能力和才干。基于这一思想，帕累托提出了他的精英理论。“精英”不仅意味着少数和权力，而且还具有质量层次上的含义，即精英必须是“精选的”，是在各自活动领域内能力水平最高的人。因此所谓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才干，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社会成员。这些在不同领域获得高分的人可以划归一个等级，即精英人物。从诗人、律师到小偷、君主们的情妇中，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精英。这整个精英类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那些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人构成‘统治精英'。其余的人构成非统治精英"。精英原则上是不能世袭的，父子两代在才能上的差异可能非常之大。那些天赋很高的人，即使初始地位很低，但凭借个人的努力仍然可以晋升到社会阶梯的最上层。反之亦然。

　　帕累托试图用精英循环理论来说明社会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

　　任何社会的精英群体都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精英配置、精英循环与精英互换的问题。

　　所谓“精英配置”，是指社会不同类型精英群体的比例关系。所谓精英循环是指精英群体的继承问题。所谓“精英互换”，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之间的流动。

　　（三）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化

　　就与分层的关系而言，社会地位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以及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通俗地说，社会地位就是社会关系之网中的各个纽结。在现实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地位既是人们相互识别、相互对待的重要标志，又是人们相互影响力的主要源泉和基础。

　　社会地位可以分为正式的社会地位与非正式的社会地位。正式社会地位是指那些长期存在并同其他相关地位发生稳定的制度化关系的位置或属性，如职业。非正式社会地位指那些偶然的或临时性的、同其他相关地位之间处于易变的、非制度化关系的位置或属性，例如个性类型。

　　社会分化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水平分化与垂直分化。

　　水平分化指的是依据某种社会属性或特征，将社会成员分为不同类型的地位群体，这些群体从公认的社会价值序列看不存在高低差别，即他们的生活境况、互动影响力大体相等。处于水平分化中的各个地位群体在根本利益、基本态度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别，具有较大一致性，易于相互协调和整合。

　　垂直分化指的是依据某种社会属性或特征，将社会成员分为不同层次的地位群体，这些地位群体从公认的社会价值序列看存在着高低差别，即他们的生活境况、互动影响力各不相同。垂直分化所造成的差别叫做社会不平等。

　　（四）社会分层研究的方法与标准（略）

　　（五）社会流动概述
　　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它是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同时进行的。美国社会学家P.A.索罗金1927年出版《社会流动》一书，成为社会流动概念提出的第一人。该书强调对社会流动的定量研究。他侧重研究了流动的数量、方向和地区分布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社会流动率提高，更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兴趣。在西方社会学界，尤其在美国，社会流动已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社会流动也称“社会位移”，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中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移动。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动，也表现为个人社会角色的转换，实质上是个人社会关系的改变。

　　其特点有：（1）是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变动；（2）是指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变化；（3）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4）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

　　（六） 社会流动的类型

　　1、根据社会流动的原因分：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

　　结构性流动，凡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包括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流动，都是结构性的流动。比如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等等的变化都可能引起人们社会地位的流动。结构性的流动会在短期内影响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化。这种社会流动通常具有规模大、流动速度快、变化急促等特点。结构性流动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动，创造出大批的新职业和新职位，并由此引起社会的结构性流动。非结构性流动，又称自由流动，是指个别发生的流动，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地位、职业的变化或地区的移动。研究这种流动不强调流动的客观条件，主要考察个人的主观条件、流动欲望以及社会背景对个人流动的影响。这种流动数量较小、变化较慢，不会对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分布产生重大的影响。

　　2、根据社会流动的方向：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者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垂直流动可以伴随地区间流动，也可是原地升降。因此，垂直流动又分：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通常是社会的普遍需要。一般说来，影响社会成员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为：（1）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先赋条件和自致条件；（2）社会因素，如先进工业的发展、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就业制度、就业机会、社会制度等。比如像印度这种相当封闭的社会里，从一个身份地位到另一个身份地位的流动，可能受到传统或法律的禁止；（3）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

　　向下流动意味着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下降。得不到教育、很小就结婚以及拉扯一个大家庭都与向下流动有关。常见的三种类型：（1）社会原因造成的如失业；（2）由正常的职业地位的退出造成的 如退休；（3）由惩罚带来的，如行政处罚等。

　　水平流动又称为同一等级社会地位间的社会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它多半是地区间的流动，也包含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工作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流动。

　　3、根据衡量流动的不同参照基点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代内流动指个人一生中在职业和地位方面的水平的或垂直的流动。

　　代际流动是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流动，具体操作是通过测量儿子的职业与父亲职业的异同表示出来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代际流动都是双向的，即有上升也有下降。考察一个家庭内的代际流动只具有个案意义，无法排除许多偶然因素。社会学着重从总体上考察上升与下降的比例，从中发现社会变迁的规律。

2014自考社会学概论考点：社会流动的概念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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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流动的概念与类型

　　1、社会流动的概念：索罗金。

　　2、社会流动的类型：

　　（1）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2）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3）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

　　（4）竞争式流动和赞助式流动。

　　[例题·单选题]社会分层体系当中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上下流动是（ ）

　　A.代内流动；B.自由流动；C.垂直流动；D.竞争式流动。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流动的类型。题干中表述的流动形式属于垂直流动。

社会学论述题

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 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

1.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 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干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作工的农民工等等。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

2.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四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如汽车司机、税务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式分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化过程将是缓慢的。

3.与改革前相比，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系统、不同社会群体间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沿海地区分化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同处东部的温州地区分化程度大于苏南地区。又如经济系统的分化快于权力结构的分化，农民群体的分化大于城市居民群体的分化，狭义社会结构的分化深于广义社会结构的分化等等。这种不平衡分化导致整个社会原相似同构的社会结构多样化，以及原高度整合的三大结构，即收入、权力与职业声望结构的错位，社会成员的各类社会位置间的整合程度也因而大大降低。社会结构形态的多样化和各类社会结构的错位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张力并因而增加了结构整合的难度。

4.在大多数市场国家，社会成员按劳动分工的需求在市场的作用下分化与组合，社会结构的分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功能分化。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所发生的这种功能——结构的分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条件和必然过程。改革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一方面体现了这种功能分化的过程，如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分化，党政、政企职能的分化，以及职能单一化、专门化组织的发展等。但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变革的结果，而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从而结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分化，政策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一种矛盾的现象，即社会结构在改革后发生了剧烈深刻的分化，但各类社会组织不但没有随着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快使其功能更加专门化、单一化，反而出现了全面“经济化”或“企业化”的趋势。功能分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增加异质性，而利益分化则主要是扩大不平等，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分化中利益作用使得结构的纵向分化快于横向分化。

行政性整合与契约性整合

社会的整合一般是通过两个层次实现的。一是全国层次上的政治整合，二是地方层次的社会整合。前者的目的主要是确保民族国家的主权，实施行政控制与管理，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后者主要是以民间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在社区层次上发挥作用，以维持基本的社会活动秩序，使承担不同功能的角色、组织、制度能建立起和谐与配合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整合机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社会整合较强，而政治整合较弱；在两个层次的整合之间，缺乏组织形式的联结，而主要依赖于“士绅——地主”集团的私人关系起联系两个层次的整合机制的作用，并部分地用价值整合替代组织的整合。这种整合体系一方面赋予整个社会以灵活性和稳固的基础，使之能维持两干多年，另一方面也造成这种社会体系的一个致命弱点，即整合的民次拉瓜。其结果少一.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无法作为一个整体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现象”，就是这种整合机制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现代因素的冲来了下，社会整合的机制不断弱化，中国陷入政治与社会的双重解体之中。1949年以后形成的新的整合机制，即是为解决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危机所做的努力。

1949年以后中国整合模式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政治整合极为强有力，即使是在基层社会中，其整合也主要是以行政性整合手段实现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整合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为特征的。其原因不难理解，在政治整合机制与社会整合机制全面失效的情况下，政治整合机制的重建不仅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从当时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来看，政治整合机制的重建也较为容易。而社会整合机制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样，到50年代中后期，这种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模式便已基本形成。在农村，典型的形式是人民公社（先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中，则是以单位为主干，附之以街道委员会系统。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城市中的单位，都是集各种职能于一身的总体性组织，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都是政治与行政权力c具体说来，党的组织系统、行政权力系统、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是在这种整合机制中起作用的三支重要力量。这种整合模式的明显优越性之一是消除了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紧张状态，使两者高度一致起来，并使地方层次上的社会整合从属于国家层次上的政治整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之间的摩擦是经常发生的。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民间性的社会整合实际上不存在，结果使政治整合的负担大为加重。同时，这种整合模式是相当僵硬的，必须以不断抑制社会的分化为前提，而社会分化恰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 15年中，这种持续了 30多年的整合模式开始受到冲击。其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原有整合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不断丧失。原有的整合模式是以两个基本条件为前提的。一是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二是自上而下的总体件组织系统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转。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两个条件都在发生变化。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已经明显弱化；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中的总体性组织已不复存在；而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也在使企业逐渐成为一种纯经济性的组织，总体性组织的特征明显减少。这样，就使得国家通过其总体性组织实现基层社会整合的二是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生活复杂化对社会整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分散经营、农村中经济活动的专门化及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都需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城市中，在单位制不断弱化的同时，所谓的体制外的活动大量出现，原有的户籍制和人事制度已明显松弛，跨地区的社会流动使城市中的移民大量出现。且不说原有的整合机制正在弱化，即使其能有效发挥作用，也不足以应付这不断复杂化的社会生活。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过程，而这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契约性的社会整合为主导。换言之，中国的社会整合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社会的先赋性整合（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到改革前的行政性社会整合，再到契约性社会整合的历史性变革。在经济活动领。域中，这种趋向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除了国家层面上的宏观调控之外，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情况要更为复杂，而且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农村，相当一部分地区中的家族这种先赋性整合形式正在复活，在另一些地区，原有的村一级准行政组织（或自治性组织）仍在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还有的地区，则是“能人”在基层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中，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框架则更为模糊，除了市场的整合作用之外，中间组织和社区自治似乎在开始发挥作用。总起来说，契约性社会整合虽然将成为今后中国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向，但对其目前发挥作用的程度决不能估计过高。就社会整合而言，中国现仍处于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存在着一个先赋性、行政性、契约性以及其他整合形式共存的局面。在这一时期，有三个问题需要密切予以关注：第一，吗目前的社会整合明显滞后于社会分化过程，这将导致社会生活助种种紊乱；第二，不同性质社会整合形式之间既存在互补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第三，新的社会整合形式与国家层次的政治整合之间如何接轨，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组织与单位制

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它直接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及变化。 近 15年来的改革便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

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撤社建乡，原来的准行政组织——生产队被取消，但新建村民委员会自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在握资源的缺乏，使得许多不发达农村处于无组织状态。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村级组织运行比较正常，也有极少数农村的独立利益膨胀，甚至同国家分庭抗礼。

处于原集中管理体制中心的行政组织变化缓慢，仍然承担着“部件”职能。成员对组织的依赖性很强，但人事制度有所松动，单位自谋福利的冲动大大增强，许多单位通过组建“翻牌”公司等措施开发计划外自有资源，从而使这些单位的性质开始变得复杂。
在计划体制之外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得不到国家的优惠，也不受国家的行政性约束。其成员的人事关系或挂在人才交流中心，或放在街道办事处，不归属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受市场规则支配，企业内部则以高工资来对抗各种风险和弥补不足。在组织结构上，它们常常缺乏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党、群组织，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作为原来“单位制”主体的企事业单位也在发生变化。

第一，单位角色职能化。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向，企事业单位的政治职能在减弱，其专业职能在加强。企业不再是承担国家指定任务的“部件”，事业单位也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国家的“代理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功能性整体。

第二，单位利益独立化。政企分开使企业逐步脱离政府的监护与干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则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政府对企业不予投资、利税包干及让企业自行消化由改革带来的矛盾等一系列措施，使企业的独立利益进一步明显化。与此相应，事业单位固定岗定编、财政包干也不得不逐渐改变它们对于政府的过分依赖，而谋求自我改善的能力，从而利益也相对独立化。
第三，单位责任具体化和内向化。由于企业成为利益主体，并同国家建立契约关系，这使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化。同时，企业对提高其成员收入及生活水平的责任无处推卸以及国家对企业约束的弱化，使企业由外向性责任向内向性责任变化，即由完全对国家负责，向主要对企业职工负责转变，甚至内向性责任的承担重于外向性责任的承担。这也使得企业正成为真正的职工利益共同体，事业单位的上述特征也日渐明显。

第四，单位的“家长”角色强化。单位成员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加强了成员的同舟共济意识及企业对其成员的保障意识，这些责任的不可推卸性和.社会比较机制使单位的“家长”角色普遍强化。

这样，改革以来国家与组织的关系就由总体生存模式逐渐变为独立生存模式。组织不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体”。除了农村之外，我国社会以组织为单位的外部特征没有改变，但组织的职能却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它们虽然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其中心任务则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即正在由“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我国的社会结构体制也因此正由“管理型单位制” 向“利益型单位制”转化，“单位制”特征没有减弱，在一定范围内反而加强。不论组织的单位意识，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计较与争取，还是职工对组织（单位）的认同与关心的增加，都反映出它们正在形成对外相对独立，内部紧密相依的社会共同体，甚至可以说，现在的组织正在成为真正的单位。在国家、组织、成员的关系上，“慈母式国家”正在被“严父式单位”所取代。单位不像改革前的国家那样对组织和社会成员不计贡献地给予普遍关怀，而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对其成员给予更多的关怀。

身份类别划分与社会流动

身份，是指社会赋予个人、与职业及其他社会角色相联系、标明人的社会地位的类别标志。

所有制身份类别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国家对所有制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I（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同时，也是“资源有限”的必然结果。国家通过控制生活资源的分配，从而控制集体所有制职工变为全民所有制职工，进而有效地维持这种身份类别划分。所有制身份类别形成之后，则从经济结构上反映和维护着城市社会中的社会等级。

由于经济建设成了各项工作的中心，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错划的右派平反及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无疑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与此相连，政审制度虽然还存在，但范围缩小了，且更注重人们的现实表现。这意味着阶级身份系列已丧失了它赖以维系的条件。社会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将其家庭出身放在首要位置，而是着眼于他的能力和成就。因此，原有的阶级身份系列在城乡都日益弱化并趋于消失。

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这首先导致了国家对生活资源控制的松动。城乡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在城乡都出现了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这就导致了与生活资源的分配密切相连的户籍制度与票证制度的日益松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体制外经济的发展，则使大批农民有了进城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流向乡镇，出现了一支规模巨大的异地流动大军。维系城乡居民身份系列的前提条件的日益减弱，势必导回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大量体制外的新的就业位置。这些就业位置也意味着多种新的职业身份，而这些身份是原有的干部与工人两大身份系列都无法涵盖的。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在利益驱使下流向体制外这些新的就业位置的结果，是模糊了原有的“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并发展出一种用体制外的职业身份系列来包容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的趋势。

体制外经济的迅速成长，其经营与分配的灵活（使国营企业处于劣势）及人们评价企业日益趋向经济效益，这就逐渐模糊了原有的所有制身份界限，使所有制身份存在的意义减弱。

当前，中国社会的身份类别划分标准正在发生剧变。一种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变性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逐渐取代以往的城乡各种身份系列。在这一过渡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新旧身份系列并存、交融与交叉错位的复杂图景。原有的身份系列及评价标准仍在起作用，人们可以利用凭借原有身份已经取得的资源，在新的职业身份系列中谋得一个能有更多收益的职业身份。政治评价体系与利益评价体系的并存，导致了人们身份系列与社会地位的多面性，也决定着人们在新的职业身份系列中的取向。在城乡流动中，原有身份与新职业及新居住地的矛盾，则导致了大批边缘人及大量边缘群体的产生。

伴随着这几种身份系列的松动的，是社会流动的三大趋势。即社会精英流向的多样化；八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及体制内的工人与干部向体制外流动。这三大流动趋势正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英结构，改变着社会位置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改变着体制内外经济、社会位置的比例关系。

因此，身份类别的松动对中国现时社会结构的最大影响是，它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松了绑。

区域格局与区域关系

区域是指“由社会关系和组织原则所组成的社区” 。在一个社会中，区域间的关系及其由此所形成的基本区域格局，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改革开放的15年中，中国的区域关系和区域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及其过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深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

在 15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中这种以全国一盘棋、地区间同质同构、强调地方的自我生存能力的区域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最明显地表现为：

第一，利益的分化，地方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如前所述，在改革前的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性体制中，地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中央的权力不断向地方下放，全国一盘棋的模式开始被打破，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代表的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财政地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关系已不再是靠中央行政权力联结的关系，利益关系和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和契约原则开始成为联结不同地区的新的纽带。过去的那种地区间无偿调拨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在地方利益动机驱动下，地方保护主义日益明显。

第二，地区间的异质性明显增强。在改革开放之前，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仅表现5为发展程度的差异。但在今天.地区间的同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大为增强。其原因在于，随着权力下放，地方制定政策的能力加强；中央政府对部分地区给予特殊的政策；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地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由于区位条件和历史遗产的差异，目前地区间的异质性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的程度等方面。其结果是使全国性的统一政策失去基础。

第三，市场原则支配下的区域关系形成了一种“差距扩大动力系统”。由于改革开放深化程度的不同，经济遗产的差异，以及在区位方面的差别，地区之间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状态。在这种梯度格局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似于较发达、中等程度发达、不发达地区的格局。大量的统计资料可以表明，在1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类似于国际分工格局的地区分工格局已在开始形成，如广东、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开始成为加工区；而内地的许多地区，包括像辽宁这样的老工业区，则正在成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商品销售的市场。
第四，不同地区的发展机制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和内地落后地区的不同发展机制上。以行政调拨为手段的全国一盘棋的区域格局的解体，全国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将各个地区的发展置于这种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环境之中。但由于不同地区在发展的时间和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便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比如，早发展的发达地区，由于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的巨大优势，具有很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其企业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发展动力与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地区的发展更需要的是市场条件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落后地区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其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的明显劣势，资本的缺乏，企业家阶层的欠成熟等种种条件，使其在与发达地区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获得经济的顺利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很困难的。

综上所述，在短短的15年中，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和还在发生重大变迁，这是本质性的总体变迁。这种变迁是积累性的，也是革命性的。虽然新结构的具体细节尚难勾画，但其轮廓是确定了的：它将沿着上面描述的方向继续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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