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述一下夏商时期的乐器和乐律(中国音乐历史分哪些时期和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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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述一下夏商时期的乐器和乐律
夏商音乐的研究对象是乐器和乐舞，乐舞有《大夏》，《候人兮猗》，《大濩》，《桑林》等乐器有铜铃，陶埙，石磬，编磬，虎纹特磬，五音孔埙，排箫。夏商时代还没有乐律，我国最早的乐律为三分损益法，出现在春秋时期。
中国音乐历史分哪些时期和其特点？
（前221—公元960）这段历史将近1200年，它同样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包括秦、两汉、三国、晋（前221—公元420年），后一时期为南北朝、隋、唐、五代（420—960年）。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歌舞大曲是音乐的主要形式。它们的区别则在于：前一时期汉族音乐是主要的音乐成份，后一时期经过历史上空前的中外各族音乐大交流而达到了歌舞音乐的峰巅。
秦立国很短，只有14年时间，但它却并不是过渡性质，而是开创性质，汉只是承袭秦的制度而已。在音乐上，汉就承袭了秦创立的乐府机构。秦代管理音乐有两大机构。其一是“太乐”，从属于“奉常”，“奉常”是掌礼的，所以“太乐”是管的礼仪音乐。另一就是“乐府”，从属于“少府”，“少府”的职能是搜罗全国各地的物品供皇帝挥霍，所以“乐府”也就是搜罗各地有特色的歌舞供皇帝精神享受的机构了。
乐府在汉武帝时（前140—前87）受到格外重视，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搜集了“赵、代、秦、楚”（相当于今天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广大地区的民歌，又请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歌词，由李延年作曲。李延年是富有音乐传统的中山地方的人，父母兄弟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伎人。李延年因为善舞的妹妹受汉武帝宠幸而被封为“协律都尉”，这是个不见于常设职位的临时封赠，但李延年在这个职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智。所谓“协律”，指音乐的创作和演出，李延年善作曲，也善改编新曲，人们称他的音乐是“新声”、“新声曲”、“新变声”。
从汉武帝时开始，乐府越来越庞大，起初宴会娱乐，不过歌童歌女70人演唱，另有乐队伴奏，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到后来乐府属下已有八百多人，所以到公元前7年，就不得不取消乐府，但被裁撤的却大都是各地的演唱演奏人才，剩下的小部分则被分配入“太乐”，改从事雅乐活动。但二百年间，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的一百年间，乐府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代虽无乐府的名目，但基本上有着相应的建置，而且后代把与乐府搜集的歌谣相似的歌体也都称之为“乐府”。
乐府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叫“相和歌”。“相和歌”本是民间的无伴奏“徒歌”，往往一人唱，几人和，在这个基础上加丝类、竹类乐器伴奏，也就是“丝竹更（交替）相和”，就称为“相和歌”。丝竹类伴奏乐器有琴、瑟、筝、琵琶、笛、笙、篪，而由歌唱者敲节鼓统一节奏。相和歌的结构形式比较多样，既可以一曲到底，不分段落，也可以分两个以上段落，每个段落称为一“解”。结构较为大的，后来也称为“大曲”，“大曲”有时前面有相当于引子的“艳”段，后面有尾声性质的“趋”或“乱”段。这样的结构形式，已可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或情感。相和歌已明确有几种不同的调高，并记明哪首乐曲属哪个调，我们虽然从秦以前的乐器和文献记载上知道，早就有调高不同的现象，但那时却没有调名。确立调名，是相和歌中才有的。相和歌的五个基本调名叫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其中前面三调在晋以后为清商乐专用，又称“清商三调”。
平调以黄钟为宫，所以平调就是正调的意思，也就是基本调。瑟调和清调，分别是平调的下四度和上四度调，它们是在乐器上最易转换的近关系调。但是在笛上，这三个调的名称并不相同。平调，笛上称正声调；瑟调，笛上称下徵调；清调，笛上称清角之调。以正声调为标准，其它调的宫音相当于正声调的什么音，就叫什么调。详见下表：
律 名
阶 名
调 名
黄
钟
大
吕
太
簇
夹
钟
姑
冼
仲
吕
蕤
宾
林
钟
夷
则
南
吕
无
射
应
钟
平调（正声调）
宫
-
商
-
角
-
-
徵
-
羽
-
-
瑟调（下徵调）
-
-
徵
-
羽
-
-
宫
-
商
-
角
清调（清角之调）
徵
-
羽
-
-
宫
-
商
-
角
-
-
清商乐是相和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东晋政权南迁（4世纪初）以后，南方的音乐随着有了更显著的地位。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地歌曲在战国时本就有名，称为“吴”，现在则被呼为“吴声”；长江中游早就出名的“楚声”在新的时代叫做“西曲”。它们都是在原地新发展起的声乐，不能理解成旧调新唱。吴声、西曲和南迁后带来的以北方民歌为主的相和歌合流，当时给了个新名字，就叫“清商乐”，也简称“清乐”。吴声、西曲都是短小的歌曲，一般为四句，有时在前面加一引子，或后面加一尾声，称为“和”或“送”。和相和歌的“艳”、“趋”（“乱”）不同的是，相和歌的这些段落有时并不歌唱（估计应为器乐段落），吴声和西曲则一律是歌唱的，而且多半是合唱。
秦汉以后，钟、磬在乐队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竽、瑟代替，一钟双音慢慢就失传了。竽和瑟可以演奏旋律性强和比较快速的乐曲，西汉的著述中形容弹瑟的双手在弦上起落，犹如飞速上下绕飞的小虫“蠛蠓”，可见旋律进行之快。擅长烘托庄严肃穆气氛的钟、磬是不能与之相比的。瑟无论在制作上和演奏上在汉代都达到了高峰，例如其“挥”的演奏方法（即以一个手指飞快地往返拨弦）已十分普遍，以致可以作为拨弦演奏的通称。而这一方法失传后只是近代才用于筝演奏（筝的“摇指”，与古代瑟的“挥”近似），瑟的双手齐弹或轮流演奏旋律的手法也只是近代才又在筝上出现。琴在汉以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土的西汉琴还是半截音箱，半截实木的构造，比瑟要简陋得多。但它小巧，方便，很受文人的重视，也就容易得到改进，大约魏晋之时，琴的形制便与今天流行的差不多了。筝也是东汉末发展起来的乐器。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秦，但那时是作为粗糙而不入耳的乐器被提起的。西汉时其地位并未改变。东汉末，筝的形制也由半截音箱改为通体音箱，和琴一齐向瑟靠拢。（中国历史上的弦乐器本来有两种类型，估计是两种文化来源，一种是瑟，通体是音箱，另一种是琴、筑、筝，都是一半为实木，一半为音箱。但最晚不过魏晋，就全部归并为通体音箱的结构了。）改进了的筝立即成为重要乐器，因为它比瑟小，音区比瑟高，出音脆亮，演奏技巧又比瑟简单，于是逐渐替代了瑟。（东晋以后，瑟的形制已失传，又反过来模仿筝形造“瑟”，不过只是“大筝”而已，没有实际演奏价值，因此渐渐沦为“摆设”。）竽、瑟为主的乐队又变而为竹、笛、筝为主了。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乐器还有琵琶和箜篌，这两种实际上都是外来乐器，古籍中也有说是自己造的，应系伪托，不可信。箜篌分卧、竖两种，其实是来源不同的两类乐器。卧箜篌似瑟而小，七弦、面上有通品，用拨弹奏。竖箜篌类似竖琴，但要小得多，用双手拨奏。琵琶是直柄连接扁圆体共鸣箱，柄上设有通品的四弦乐器。《晋书》记载说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今出土南朝墓画像砖上所画阮咸像，阮咸手持用拨弹奏的，正是当时的琵琶南北朝以后，梨形音箱的曲项琵琶兴起，这种直柄的琵琶便被淘汰、遗忘了。到唐代，从古墓中出土的直柄琵琶，一般人已不认识，经请教专人，才知是阮咸善弹的琵琶。因此就称它为阮咸，今或简称“阮”。
秦汉以后，祭祀乐舞相对前代势头已有下降，而一般用于宴饮场合的舞蹈比秦以前却活跃得多，这些舞蹈称为“杂舞”。著名的有《盘舞》、《[革卑]舞》、《铎舞》、《拂舞》、《白[贮]》（“贝”换成“纟”），这些舞的名目，指明了舞的导具，例如《舞》用有柄小鼓，《铎舞》执铎，等等。《舞》则以盘覆地（多为七盘），外加扁鼓（一鼓或二鼓），舞者即舞蹈于盘、鼓之上，兼踏鼓加强节奏。为杂舞伴奏的乐队，有学者认为是黄门鼓吹。其主要乐器有建鼓、竽、瑟、箫（排箫）、埙，外加钟、磬。今之学者一般以为汉魏大曲均有舞蹈，但这是仅仅根据“凡诸大曲竟，《黄老弹》独出舞，无辞”这几句话所作推测，而这几句话却并不能得出凡大曲必伴有舞的结论。所以汉魏大曲是否伴舞，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才能作出正确结论。但大曲后必接有舞蹈，则是无疑的。
汉以后新发展起一种音乐形式，叫“鼓吹乐”。这其实是一个极笼统的名称，顾名思义，凡以鼓和吹乐器为主演奏的音乐，都叫“鼓吹乐”，但有时候它又有具体所指。“黄门鼓吹”也是一种鼓吹乐，演奏汉代皇帝飨宴群臣的“食举乐”，并奏杂舞曲。有时候“鼓吹”又专指有箫、笳（一种失传的西北少数民族吹乐器）的乐队配制，于“朝会道路”作仪仗用；而有鼓、角（也是失传的当时西北少数民族乐器）的则叫“横吹”，军队中使用，骑在马上演奏（唱）。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就利用西北传来的乐曲创作过“新声二十八解（曲）”，后为横吹所用。
古代乐律学的发展历程？
乐律学史的发展阶段分期问题，历来并无成说。由
于它和音乐艺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文化形态上密切相关，
由于中国乐律学史是随着音乐实践的需要而发展着的，
根据音乐史上发生过的重大变化,分别按照:酝酿期（远
古及夏商）、奠基期（西周）、经学期（秦、汉）、演
化期（魏晋隋唐）、整理期（宋元明清）,共5个阶段分
述如下：
酝酿期 上古至商周之际,为歌舞乐三者紧密相关的
“乐舞”时期。人们对乐、律的认识处在感性阶段。实
践中，夏、商古磬的实测音高反映出人们已有绝对音高
观念。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已根据自然听觉的需要，在
乐器制作中作倾向于纯律关系的调律。《虞书》“律和
声”的记载反映出先民对乐、律的关系已有初步理解。
进入西周的社会历史阶段前，商代五音孔陶埙已具备吹
奏出11个半音（包含某些半音关系）的可能性，已为周
代十二律理论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奠基期 西周中晚期至战国间，为王侯宫廷钟磬乐
得到高度发展的时期。人们对乐、律的认识进入了对概
念进行规范,对度量关系进行计算,形成理论的阶段。这
一时期的律制，被后世称为“钟律”。钟律具有两个历
史来源：①上古以来的纯律音系的传统。②西周始见的
十二律名及其所代表的三分损益法。
钟律在先秦宫廷音乐中的应用，已由当时的乐师总
结为系统理论：①音阶理论。五声与七声的关系，七音
阶名和变化音名的确立等。②乐学理论的均、宫、调体
系，术语与概念。③乐、律关系的理论及计量标准问题。
④正律器、生律法及其运算方式（名为“均钟”的弦准
及律管的应用，记载于《管子·地员》的三分损益法，
《曾侯乙钟铭》的□、曾三度音系）。⑤由黄钟、大吕
等十二正律及其同位各变律组成的非平均律十二律位旋
宫体系（见宫调）。
这一时期的乐律学代表人物是伶州鸠。乐律学的重
要文献除《国语》中的“郑语”、“周语”及《曾侯乙
钟铭》外，还有散见于经、史及子书中的一些片段材料。
经学期 秦汉间,钟磬乐衰微,为丝竹、相和与鼓吹
乐兴起的时期。先秦乐律学在官府失传,附庸于“经学”，
成为经生副业。经师墨守伶伦制律与《吕氏春秋》的片
面记载，使律学理论沿着单一律制的三分损益管律而发
展；阴阳五行家与图谶家使乐、律的解释走上神秘难解
的途径；而民间传承的乐调又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控制之下失载；其中，透过经师
的“传”、“注”、纂集整理工作，透过文学、诗、赋
与诸家杂著遗留给后世的乐律学材料，是两汉学者在音
乐史料严重散佚的情况下仅能作出的重大贡献。
两汉限用三分损益法与拘守管律的直接后果，是在
旋宫问题上出现了乐与律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宫廷
中的旋宫实践,屡作屡辍,被后世看作“唯奏黄钟一宫”
（《隋书·音乐志》）。俗乐中的乐调理论已经无从根
据经籍所载的宫调体系作为命名规范。相和歌的清、平、
瑟三调，楚声中的楚、侧二调，基本上是从属于乐器的
调弦经验的系统。
这一时期的乐律学家独能摆脱偏见并有创造的代表
人物是京房，重要文献有《史记》、《汉书》、《后汉
书》中的乐律材料及《淮南子》等诸家杂著。
演化期 魏晋至隋唐间，为清商乐和燕乐歌舞在贵
族社会中盛行的时期。乐律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经
学的统治，宫廷音乐的俗乐化和各民族直至疆域内外的
音乐文化交流，发展了乐、律的实践，推进了乐律学的
新的进展；贵族士大夫直至个别帝王亲身参与乐律学研
究也为这一时期的重大创造提供了客观条件。
这一时期的创造主要是围绕着俗乐调的旋宫性能与
乐器调律问题而进行的：①蔡邕的学说打破了单一律制
的束缚，开始了度量衡方面计量问题的进一步的精密考
据与研究。②京房六十律结合乐器调律与俗乐调的应用，
发展为荀□的十二笛律；又在另一条线路上衍化为钱乐
之、沈重的三百六十律。③何承天开创了由正、变各律
复归于十二律的、力图接近平均等程关系的新律的探索；
承先启后，恢复与推行了京房、陈仲儒、梁武帝等重视
弦律的传统。④范阳祖氏之学，经祖莹、祖□、万宝常、
祖孝孙等精研,化繁为简,复归于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原则，
从实践上解决了宫廷雅、俗乐的旋宫与乐器调律问题。
⑤俗乐调的理论体系在唐代得到系统整理，出现了《乐
书要录》等专著及有关“二十八调”的系统论述。⑥荀
□解决了“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属于本阶段音乐声
学方面的重大成就。
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除有关史籍中的乐志、律历志
外，今存《古今乐录》佚文、《乐书要录》残卷、徐景
安《乐书》佚文及段安节《乐府杂录》等。
整理期 五代战乱以后,至宋、元、明、清间,为音
乐生活繁荣于市井，歌舞伎乐的地位渐被戏曲音乐代替
的时期。唐代的乐律学知识已在战乱中多所散失，加上
祖孝孙之学不传律数，俗乐调的理论体系虽曾略见于晚
唐史料,但已不得确解。因此,北宋间虽已进入传统学术
的大整理，乐律学的整理工作初被重视，已称“绝学”。
但宋人毕竟在乐律学的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拓展了
研究规模，也使之渐成系统。自此以后，明人不绝如缕，
至朱载□而集传统乐律学之大成。
中国传统乐律学以十二律位统八十四调的学说，始
终贯串着旋宫实践问题的主线，为解决乐、律矛盾而发
展着。自先秦钟律起，至朱载□创新法密率终，囊括了
古代乐律学史的全部发展过程而达到顶峰。音乐文化史
上的律学实践，在律制问题上当然并不以朱载□的平均
律为其终结，但乐律学的发展在清代虽有江永等人僻求
精奥，实已无补于乐律实践。此外，歌曲音乐中的词调，
琴曲中的琴调，至明清以来已无重大发展，清代戏曲宫
调理论徒托“二十八调”空名，已无实际意义；乐律学
史在清代的发展已不再是根据音乐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
而追求进一步的探索，转而走上乾嘉学派的途径，通过
文献学的研讨，博求训诂、注疏、考证；新起诸家的意
义所在，主要是就乐律学史中留下的疑难问题展开了新
的论辩。
夏、商、西周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成就
原始社会时，我国已有了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奴隶阶级的辛勤劳动，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代时，在农牧业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对天文和数学的研究，制定了较好的历法，并已使用十进位记数法。商代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严重
地阻碍了奴隶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物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许多农作物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培植选育而成的。我国至少在六、七千年前已经种植粟和蔬菜。四千七百年前已有了粳稻、籼稻等不同品种，而且当时可能已应用了中耕、施肥和人工灌溉等技术。商代甲骨文中有黍、稷（谷子的一种，谷子粘的叫黍，不粘的叫稷）、菽（豆类）、麦、稻、禾等多种农作物的名称。西周的《诗经·大雅·生民》中有种植大豆的记载。西方到十九世纪才开始种植大豆。 五、六千年前我国已有原始畜牧业，饲养猪、牛、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当时的养猪技术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养蚕是我国古代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四千多年前我国已经养蚕。商代蚕桑业已有较大的发展。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于二世纪传入日本，六世纪传入欧洲。 商代已经使用牛耕田，牛耕的发明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奴隶主大量役使奴隶耕田，牛耕得不到推广。 商代畜牧业已较发达，周代已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马政，已把马按不同用途分为几种，还有了马的饲养、管理技术的记载，并已发明了马的去势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去势技术的国家。 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利用微生物和酶加工食品的技术。当时已能用淀粉糖化的方法来制造饴糖，也掌握了制曲酿酒的技术，这是世界酿酒史上的重要发明，另外还掌握了制醋和酱的方法。
气象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天气现象的记载，有晴、昙（云彩密布）、阴、霾（天气混浊）、雾、虹、霓（副虹）、霜、雪、雷、电、雹等字。
西周初年的《诗经》记载七个月中的自然现象和农事活动的内容，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物候记载。
物理学
西安半坡村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尖底汲水陶罐。这种陶罐两侧系绳，空时倾斜，将满时直立，水盛满时自动倾覆，表明当时在实践中对于物体的重心与平衡已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商代我国人民已能制造石磬和成套的铜铙等乐器，经过对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后期的铜铙的研究，推测当时已具有十二音律中的九律，并已有了五度谐和的观念。商周间我国已有"五行说"和"阴阳说"。"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元素所组成，"阴阳说"认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阴"、"阳"两种相对抗的力量，这是我国古代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的关于物质构成和变化学说。周代我国人民已使用"阳燧"（亦称"夫燧"，即凹面镜）聚焦阳光取火，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太阳能的一种方法。
水利
传说公元前二千多年前，夏代大禹曾领导人民进行治水，整理黄河河道，疏导洪水入海。这一传说表明我国人民在很早以前就进行过治河工作。
四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已会凿井取水，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水井的遗迹。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许多种病的名称，如疥、疟、耳病、眼病等。
周朝设置了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医生已有食医（营养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和兽医之分，我国医学开始分科。
地学
《竹书纪年》载有夏代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590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为地震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国人民在商周之际可能已发现天然油气苗的燃烧现象。
周初为了选建洛阳城址，曾经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生动地记载了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的山崩及地壳变化等现象。。
化工化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彩陶。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采用快轮制陶技术，制成的黑陶表面光亮，有的黑陶厚度仅1-2毫米，被称为蛋壳陶。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陶制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表明当时已会酿酒。
河南郑州二里冈、安阳小屯以及江西清江县吴城村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器，经研究，是用高岭土制坯，经过1200℃左右的高温焙烧而成，表面施釉，吸水性低，质地坚硬，其胎质和釉的化学成分同宋、明的瓷器十分接近，已是原始青瓷器。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建筑工程
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木结构建筑遗迹，其中的木结构已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并采用了榫卯结构，形式复杂，反映了当时营造技术的水平。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木结构框架建筑遗迹中，有些夯土墙已经过火烧硬化处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能烧制石灰作建筑材料。商代已有城市、宫殿、宗庙等建筑，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商代宫殿遗址的发掘表明，当时在建筑设计和营造技术方面已有相当的水平。据《诗经·大雅·大明》记载，西周初周文王时曾在渭河上架设浮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梁即桥）。"
西周初我国人民已会制瓦，陕西省沣西客省庄出土了西周初期的瓦。
天文
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的天象观测记录。《竹书纪年》中载有夏桀十年（约公元前1580年）"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流星雨的记载。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月食和新星等的记载。
商代甲骨文中已采用干支记日法。商代制定的历法中已有闺月。
周代我国已用圭表观测日影来确定季节，用刻漏（亦称漏刻）来记时。这两种仪器在我国古代沿用了很长时期。
西周时我国已用二十八宿（我国古代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称为宿）来划分周天。
数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器上，绘有多种几何图形，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六角和九角形的陶环，说明当时已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记数的国家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十进制记数，最大数字为三万。
商和西周时已掌握自然数的简单运算，已会运用倍数。
冶金
在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红铜制造的铜器。在稍晚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单范铸造和经过冷锻的红铜器，表明当时已能冶铜。商代的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河南安阳、郑州等地发现了商代的大规模青铜冶铸作坊遗迹。各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的研究表明，当时在铸造中已采用了多合范。商代的许多青铜器形制宏伟，造型复杂，制作十分精巧。湖南宁乡沩山出土的商代四羊尊可能已采用"失腊铸法"。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商代墓葬中还出土了镀锡的铜器和锡、铅、金器。公元前十五-前十三世纪的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铁刃青铜钺（古代的一种兵器，形似斧），刃部是经过锻打的陨铁薄片，表明当时已有一定水平的锻造技术，并且对铁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其它技术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大量陶制纺轮和骨针，有的陶器上有麻布纹的痕迹，表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和原始织机。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大量精细的丝麻织品，麻布的细密程度约与现代细布相当，表明当时纺织技术已有较高水平。商代丝织技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出土的商代丝织物残片已有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有了象绫织这样相当高水平的织物。西周早期已有了斜纹提花织物，表明商周时已有了原始的提花织机。漆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之一。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漆器残片已是薄板胎，色彩鲜明，花纹精细，表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相当发达。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玉器玉饰，制作十分精致，已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和抛光等多种琢制技术，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分析，当时已应用旋转的圆形工具（可能是安装在简单的原始车床上）琢磨复杂花纹，用"杆钻"和"管钻"来钻孔。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玉、石工艺品已能巧于运用玉料上的各种自然色泽，雕琢成造型和颜色绝妙配合的"俏色"产品。这些都表明商代的琢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车"、"舟""帆"字，说明在商代我国已有车和船，并会使用帆。河南安阳殷墓中有驾四匹马的战车的遗迹。周代已使用动物油脂作车轴的润滑剂。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了丝帛的染色技术，把染色分为煮、曝、染等步骤，已使用矿物及植物染料，能染出深浅不同的色彩层次和用几种染料套染得到间色和复色的织物。《诗经·郑风·出其东门》等记载了当时已有多种色彩的织物。周代劳动人民已能利用天然冰来进行冷藏，在冬季储藏天然冰，到夏季用来冷藏食物和保存尸体。
第五章 覆、商、西周的精神与文化成就
第一节 三代的文字
与典籍《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说我国商代
始有典籍或文书档案。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我国文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更前一些时候，但作为运用于档案记录和文学创作的文字体系，仍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两种文字体系最早都出现在商代中期，沿用于商周两代。但商代主要以使用甲骨文著称，西周则除早期发现有甲骨文字外，主要以金文著称。不过这两个朝代都不仅限于有甲骨文和金文，还应有竹简、帛书、陶文、石刻等。所谓"殷先人"的"典"、"册"，大约主要是用竹木书写的，特因竹帛一类物质易朽未能保存至今而已。我们今天只能主要依据甲骨文、金文研究当时的文字制度。至于保存至今的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诗经》等，亦相当多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字制度。
一，甲骨文
二、金文
三、《尚书》、《诗经》、《周易》
第三节 三代的科技、文学与艺术
二、文学的产生及《诗经》的艺术成就
文字的发明，为书写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早期史字词汇贫乏，且受书写条件限制，还不可能对语言作进一步润色和加工。商代甲骨文字绝大多数属于这种性质，只有少数记事之辞使用了简单的修饰词语，写出了事情的规模和气氛，它们可视作书写文学的萌芽。
《周易》中的卦爻辞比卜辞更多地运用了文学表现手段，它里面被用来喻示人事吉凶的短歌民谣、格言警语之类，便充满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描写，如《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呸人，凶。"言一位瞎而跛之人，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非要勉强行路，结果踩着虎尾，被虎吃掉。此描写事情的凶险，可谓形象而生动。又如《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以羝羊触藩作比喻，将人之轻举妄动以至进退失据之窘状，刻画得惟妙惟肖。此外，卦爻辞中还广泛使用了对照、对偶、层递、警语等文学修辞手段，不烦一一列举。就其使用的这些文学手段而言，《周易》可称得上是我国书写文学的开山。
在书写文学产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散文。所谓散文，即是具有文学意味的记叙文或论说文。在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及西周金文中，都有这样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其中《尚书•盘庚》篇最值得注意，它通过商王盘庚迁殷时向臣民发布的一番话语，反映了商代社会的现实，同时塑造了一位具有政治眼光及开拓精神的统治者形象。盘庚的讲话辞情恳切，为了表白迁都之举是"视民利用迁"，他反复申明王室与臣民休戚与共的道理。他用纲和网的关系喻示臣民应该服从自己的命令："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他告诫煽动浮言反对迁都的人，指出浮言对于人心的蛊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他还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作比喻，告诉不愿迁都者将自食恶果。以上比喻、警语都用得十分贴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起到了很好的文学效果。周初其他一些诰词也往往使用这样的比喻和警语，如《大诰》喻后人应继承前人事业："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蕾，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梓材》亦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诸事作譬喻，告诫后人应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完成未竞的事业。西周金文中也有少数长篇使用了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上下篇分别追记历代周王及自己祖先的业绩，层次清楚，言简意赅，韵散并用，其中对每一位周
王的颂扬，采用排比句式，语多形容与夸饰，可以认为是一篇有相当造诣的历史散文。
韵文的产生大约在此同时或稍后。其产生的途径，一是对民间短歌民谣的整理。《周易》中的卦爻辞或被称作"繇"，繇即谣的借字，这是因为《周易》卦爻辞不少借用短歌民谣的缘故。其另一个来源，当是祭祀用的乐歌。这些用于祭祀鬼神的祝祷之辞多数都是有韵律的。西周金文中便有不少这类祭祀祖先的祝祷之辞。学者辑录的西周金文中的韵读，合计已达200篇之多，如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指出的，这些金文的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当然，韵文不一定都有文学色彩，韵文而再加上文学色彩，那就是诗歌了。
如前所述，《诗》三百篇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反映了我国上古时期，特别是西周文学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诗经》按其内容的不同又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又称《国风》，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是周朝大小贵族所作的诗歌；《颂》则是西周王室和鲁、宋两国公室在庙堂祭祀祖先所用的乐歌。《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这主要指它深刻而广泛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画面：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包括他们所受剥削和奴役之苦，他们的劳动、家庭、婚姻、爱情和各种习惯风俗，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各种状况，包括他们的家族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各种际遇，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各种礼仪，其中也涉及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及民族矛盾。文学史家给予《诗经》很高的评价，称它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这种评价是不为过的。
《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前人归纳，主要有赋、比、兴三种。其中，赋之言铺，是直接铺陈事物的写作方法。为了铺陈生动，往往大量使用形容与刻画。如《小雅•车攻》描述周王狩猎场面之壮观：
浃拾既饮，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又《雅•采芑》叙宣王南征所命大臣方叔车马仪容之盛：
其车三千．旃旒央央。方叔率止，约牟氏错衡。八鸾沧跄。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殓葱珩。以上描写，皆极尽形容铺饰之能事。学者认为，汉魏时期的许多赋作，便明显受此创作方法的影响。
比言比喻。这在《诗经》中是运用得更广泛的艺术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是明喻，如《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小雅•小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有一类不用"如"字的隐喻，也较常见，如《豳风•东山》"仓庚于飞，熠耀其羽"，喻新婚妇人之鲜丽；《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喻用贤治国。还有一种拟人化的比喻，如《豳风•鸱鸦》一篇，以吞食小鸟的鸱鹗比拟凶残之人，以小鸟比拟家中子女，以大鸟比拟家长自己，抒发歌词作者不避辛劳维护家族利益的感情。以上各种比喻都很自然贴切，说明《诗经》使用比的表现手法是很成功的。
兴的手法在《风》诗中最常见，《雅》诗中抑或用之。所谓"兴"，据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引起诗歌正题的"开头"或"引子"。它可以与正题有关，也可以无关。其有关者，多数是起譬喻或象征作用。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以伐柯之事起兴，同时以伐柯用斧喻取妻用媒。也有的兴句起烘托气氛，点缀环境的作用，如《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此为弃妇诗，以山谷中的风起兴，渲染其忧患的心情。至于与正文内容无关的兴句，则可能只起着声调上的起韵作用，如《小雅•鹿鸣》："呦呦鹿呜，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此外，《诗经》在语言运用(如重言和双声叠韵)及章句结构(复沓章法)等方面也很有特色，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诗的感染力，使《诗经》臻于文学艺术的高峰。
三、美术、音乐
美术，即造型艺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及装饰艺术三者。三代的绘画本自主要图绘于白色布帛之上，即孔子所谓的"绘事后素"。上世纪50年代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
口一座商周之际的墓葬中发现有布质画幔的痕迹，其上有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画成的几何图形，证明当时确有使用多种色彩进行绘画之事。特因布帛年久易腐，使我们今日很难再见到其他具体的彩绘实物，故于三代绘画一事，目前实不能多说。所可考者，一为三代的青铜器装饰艺术，一为三代用各种材质塑造的雕塑艺术品。
从艺术角度来讲青铜器，一在于它精美的纹饰，二是它特殊的艺术造型。青铜纹饰的产生在夏商之际，但其发展的高峰却在商末周初。其时一些最精致的花纹采取了类似浅浮雕的三叠花纹的表现方法，即在凸起的用作纹饰主体的粗线条外雕刻上云雷纹作为底纹，复在这些粗线条上再作勾勒，使整个纹饰繁复而又主次分明。在布局上讲究对称。在表现题材上，则以动物纹饰为主。这些动物，一部分是写实性的，包括象、虎、牛、羊、兔、蛇、龟、鱼、蝉、蟾蜍和各种鸟的形象；另一部分是虚拟的神兽或怪物，主要表现为一种被称作饕餮纹的有首无身的凶兽的形象、一种被称作夔纹或夔龙纹的侧视的龙的形象，以及被加上华丽花冠和羽毛的凤鸟的形象。这些纹饰总的看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显示了那个时代宗教神权对于社会的主宰。所谓青铜器的特殊艺术造型，主要指一部分铸造成各种动物形象的酒器，包括各种鸟兽形尊、鸟兽形觥和鸟兽形卣。其所表现的动物主要为象、牛、羊、豕、虎、鹗等。许多器形构思巧妙，如《商周彝器通考》图697收录的一件商末象尊，躯体比例适当，象鼻高举、通体饰夔纹、饕餮纹及四瓣花纹，在象背上又立有一同样形象的小象作为盖纽，整个造型显示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商末帝辛时之小臣赊犀尊，犀角宛然，犀腹浑圆，四蹄粗短，颇显出犀牛躯体的特征及行动迟缓的神情。
此期雕塑首可举出殷墟安阳发现的各种玉、石、骨、牙等雕刻艺术品。过去在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就曾发现过不少圆雕的石刻，包括石鹗、石虎、石鸟、石牛头、石蟾蜍及石对尾双兽等，其雕工古朴简洁，动物形象多有夸饰而颇具神态。在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巨型石磬上，则用复线勾勒出一张牙舞爪的蹲虎，亦使用夸张手法，大其头，裂其口，张其目，显示出虎的气势。近年在小屯发掘的妇好墓中，更出土了大批用玉、石、骨、牙雕刻的艺术l品。其中十余件人物雕像比例适当，或跽坐，或站立，其中一些衣服冠带俨然，可以看出商代不同阶级人物的衣冠发l式。玉雕中的动物种类尤多，包括写实性的虎、熊、象、马、l牛、羊、猴、兔、鹤、鹰、鹗、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龟、鳖、蝉、螳螂之类，亦有非写实性的龙、凤、怪鸟等。 另一批值得重视的雕塑艺术品是近年在l匹lJ11广汉三§星堆发掘出的为数颇多的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及各1种动物(包括神化动物)形象，其时代约在商周之际。其中1-尊身高170厘米、底座9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身着衣冠，§表情严肃，似为方国首领的身份。另一些直径134厘米到l数十厘米不等的大型青铜人面像则以夸张的造型见长，l有的目睛凸出，有的耳如张翼，似强调其具有类似神话中l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征。这些作品，无疑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代的音乐艺术，一则表现在当时所具有的各种乐器上。商代的乐器，见于考古发掘的已有鼓、铙、磬、埙数种，见于甲骨文字的还有龠、言、稣等。至于笛子之类，则早已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其中鼓有用木质、陶质或青铜制成的三种，鼓面则蒙以皮革。铙为青铜铸造，像倒置的钟形，柄朝下而中空，可插入木橛，用手执之，以木槌敲击发声。一般3或5件组成一组，大小相次，声音亦高低相次，称为编铙。1993年湖南宁乡师古寨出土一组9件的编铙，经测定，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磬为石制之打击乐器，上有孔，可悬挂，亦以槌敲击发声，分特磬与编磬两种，特磬一般形制较大，单个使用，编磬一般3至5枚，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小而厚者音高，薄而大者音低。埙为陶土制作之吹奏乐器，出现甚早，但早期之埙音孔数少，商代之埙，如安阳、辉县等地出土的埙皆有5个音孔，前面3个，后面2个，用各种不同的按孔方法，每个埙可发出11个音。龠，据甲骨文此字的写法，乃像编管吹奏乐器之形，一般认为可能是后世的排箫。稣即和的古字，据《尔雅•释乐》，乃是一种小形的笙。言，据《尔雅•释乐》，是一一种大箫，即单管吹奏乐器。
西周讲究礼乐，乐器种类大增。《周礼•春官》提到当
时各种乐器可按8种不同的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合称八音。有人统计，仅见于《诗经》的周代乐器就有20多种，除旧时所有之外，新增加的比较重要的有青铜钟、鳟，弦乐器琴、瑟，竹制乐器篪、箫、笙等。其中的琴，据《诗经•小雅•车摹》"六辔如琴"句，知为六弦琴。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主要是钟和缚。它们都是口朝下悬置的打击乐器。鳟的体形较大，用以节奏乐队；钟则相对较小，然每枚钟可敲击出两个音。二般几枚钟按声音高低排列在一起使用，称为编钟。西周前期的编钟一般3枚成组，以后发展成5枚、8枚。由于钟的音量较大，表现力亦丰富，使之成为周代最重要的乐器。
商周时期的乐律知识，可由上述乐器的实测知之。大致在商代，人们就已有了绝对音高的观念，此由安阳和辉县两地出土陶埙都具有相同的基音这一点得以证明；同时，也已具有一定的对于音程组合或音阶结构的知识，如妇好墓所出5枚一套的编铙及辉县所出陶埙，都可奏出四声或六声音阶的序列。西周后期的编钟，既有按四声音阶(宫、角、徵、羽)排列者，如《仲义钟》及《柞钟》，亦有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排列者，如新发现之《晋侯苏编钟》。其中晋侯苏编钟共两组(肆)16枚，出土于一墓之中，经对第1组8枚编钟的测定，知其具有两N8度音。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及十二律，在西周亦已形成，1979年陕西扶风出土之《南宫乎钟》上有无射的律名，传世《郑井叔钟》上有妥宾的律名，殆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
夏商时期钟的分类？
夏、商、西周是青铜器鼎盛时期,现在对古青铜器的分类仍然大至按照中国历史年表的次序来排列,即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隋唐.隋唐以后,青铜器作为一个大类已经为铁器及各类其他手工制品和陶瓷所取代,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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