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只有官方的互市对吗(高中历史)
中国历史上只有官方的互市对吗
是对的，中国历史上是只有官方的互市，如果商人私下自行贸易，是会被处罚的。中国历史上的互市是古代中国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的重要渠道，这种商贸往来是由政府控制之下的贸易，中外商人在其监控下进行以物易物的互市。
中国互市的历史互市开始于秦汉，直至明清，这种贸易方式一般是中原王朝或政权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开展，或者是边疆地区的部族、政权之间的贸易。
互市一般由双方议定在辖区交界地点设立市场，由双方派官吏专门管理。互市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外国异邦之间贸易的通称。
随着西域道路的通畅，边境的贸易得到不断发展，海上贸易也开始出现。隋唐以后，各王朝都设有专门的互市管理机构。
高中历史
中国古代政治史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秦朝————汉朝————隋唐————宋朝————元朝————明清
确立 巩固 完善 强化 加强 顶峰
集权 专制
↓ ↓
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 ｜ → 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维护国家统一，有积极意义 加强专制，消极作用多
发展趋势：不断加强，从集权到专制
二、分裂与统一
1、分裂的原因
⑴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占主导地位）
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削弱和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政治腐败）
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激化矛盾）
⑷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2、统一的原因
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原因:
⑴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⑵从思想上看，中华民族很早就产生了统一的思想要求，经儒家发展为“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的思想根源。
⑶民族融合使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加强。
⑷中原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使少数民族向往中原。（被征服）
3、评价：
⑴分裂是历史发展的支流，处于短暂的、次要的地位。
①从时间看，封建社会分裂时间不超过几百年。
②从朝代看，重要的朝代都是统一的王朝，影响巨大、深远。
③从分裂时期看，分裂孕育着统一，出现局部统一。
⑵对分裂与统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国家分裂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对分裂简单地加以否定。
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处于主要地位。要充分肯定国家统一的历史进步作用。
三、治乱兴衰
1、产生治世的原因
⑴统治阶级调整统治政策
在长期战乱、分裂，新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一般都能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而调整统治政策，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采取修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治世。
⑵统一的局面下，政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开元盛世）
⑶在社会出现严重危机之后，经改革调整而出现中兴局面。（光武中兴）
⑷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交往。（贞观之治）
⑸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2、出现乱世的原因
⑴统治黑暗、腐朽。如皇帝不理政事，重用奸臣、宦官等人，造成外戚或宦官专权的现象。（汉、唐、明）
⑵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
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膨胀的现象。ex:东汉、唐末
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矛盾激化。ex:西晋
⑶农民战争的作用。地主大量兼并土地，造成农民流亡，引起农民起义。
⑷自然灾害。
3、认识
⑴对治世肯定其进步作用，但也要看到，各阶级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改变，正是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使社会出现治世。
⑵乱世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危害。但是：
①处于乱世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斗争，有利于民族融合。
②在局部统一地区，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加强恢复和发展经济，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七国之乱和安史之乱，虽然都是叛乱，但结果不同。七国之乱之后，中央集权加强；安史之乱之后，中央集权被削弱。
四、调整和改革
1、相同点
⑴背景相同。都发生在推翻前朝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统治者都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人民的力量。
⑵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
2、措施（相同与不同）
⑴经济：
①解放生产力。
前期-解放劳动者本身和释放奴婢；后期-放松人身依附关系、
②减轻人民负担——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
③把人民和土地紧密结合起来——安置流民，更名田等。
⑵政治：
①约束统治者，生活节俭，澄清吏治（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
②减轻刑罚，缓和阶级矛盾
③加强中央集权，解决内部矛盾
3、评价
⑴调整或改革后，从经济上看，推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力富强（不同朝代富强的程度不同，东汉较差），多出现治世。
⑵从政治上看，调整或改革后稳定统治秩序，保证社会安定，完善封建统治制度，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
⑶从文化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4、历代改革
⑴管仲改革——奴隶社会富国强兵的改革
⑵商鞅变法——地主阶级封建化的政治改革
⑶王安石变法——封建社会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
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分裂与统一、治乱兴衰、调整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⑴中央集权的加强、调整和改革与分裂统一、治乱兴衰是密切相关的。联系起来认识：分裂时期多乱世，说明改革或调整不成功；而不成功的改革造成分裂、乱世。统一时期多为盛世，说明改革或调整成功；反过来，成功的改革促使统一、盛世出现。
⑵调整和改革、分裂统一、治乱兴衰与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削弱密切联系。
⑶体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六、政治思想
1、法家的法治思想
⑴法家思想顺应了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反映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⑵法家提出具有发展进化因素的历史观，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的进取精神。
⑶法家思想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封建制度的建立，而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被后世沿袭了两千多年。
⑷法家思想提倡严刑苛法，不利于长治久安，加之统治者滥用民力，超出了农民阶级所能承受的程度，使阶级矛盾激化，秦王朝二世而亡。
2、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实践证明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是统治阶级实行的一种宽松的政策。
⑴它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起到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出现治世。秦汉以后，每逢大乱，人民贫困时，统治者多采用“修养生息”政策——道家的治国之策。如汉、唐、明等朝。
⑵在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以后，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就不再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如汉朝“文景之治”时出现了王国问题、匈奴问题等，西汉政治思想从无为到有为，从道家到儒家。
3、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孔子“仁”和以德治民→孟子“仁政”和民贵君轻→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巨大。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及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4、政治（统治）思想发展的趋势
百家争鸣→一家专制（秦）→独尊儒术
5、统治者的思想控制
⑴秦朝焚书坑儒、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八股取仕；清朝文字狱。
⑵利用宗教（西汉以后，统治者利用宗教加强思想控制）
中国古代经济史
一、经济发展的原因
1、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2、统治阶级注意调整统治政策，鼓励发展生产。
3、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推动。
4、中原人民的迁移，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传播，使所到之处经济发展。
5、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外交流
6、科学技术的发展。
7、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表现
1、农业
农业发展一般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水利工程的兴修、治河工程、农作物的引种、开垦土地的亩数（增加多少）、产量数（增加）、人口数（增加）。
2、手工业
手工业发展表现为：⑴手工业部门的多少：纺织、冶铁、制瓷、造纸等。⑵分工扩大、花色品种的增加。⑶产量的提高，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质量的提高。
书上讲到的手工业的发展包括：西汉开始用煤冶铁；北宋也用煤，徐州是冶铁中心；明朝用焦炭炼铁（佛山）。
3、商业
商业发展的表现为：商品种类的增加、商品质量的提高、城市的出现和扩大、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货币的变化。
4、重大水利工程
⑴秦朝灵渠。⑵汉武帝治河。⑶隋朝大运河。⑷唐朝大面积治河。
⑸五代钱塘江海塘。⑹元朝漕运修建运河。
三、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阶段特征
1、奴隶社会——匹马束丝。
2、封建社会
⑴战国、秦汉时期的阶段特点
①商品种类繁多；②中原市场形成；③封建城市兴起。
⑵隋、唐时期的阶段特征
①城市繁荣，唐中期后商业日益发达；
②政府对商业市场在时间、地点上有严格限制；
③对外贸易发达，政府设置市舶使。
⑶五代——元朝时期的阶段特征
①北，南宋商品经济发展及特点；
②城市经济繁荣，打破时、空限制；
③出现新型货币——纸币；
④设置边贸易市场——榷场；
⑤粮食、农副产品（茶等）和手工业原料（丝等）大量进入市场；
⑥海外贸易发达。
⑦元大都、漕运、海运和海外贸易（泉州港等）。
⑷明清时期的阶段特征
①出现专业性的城市
②明初对外贸易发达——郑和下西洋；
③互市；
④资本主义萌芽。
⑤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四、重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1、重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⑴征税依据的变化：
人头税→土地财产税→田亩为主
（汉） （唐） （清）
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放松，封建制度逐渐衰落。
⑵征收物的变化：实物+劳役→货币地租。用银两收税，说明商品经济发展。
⑶税种的变化：税种繁多→逐渐减少。征税手续简便。
⑷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兵役到可以代役。以庸为标志。
⑸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征收重税。
2、与政治联系
历代经济政策，都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当这种调整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时，就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反之就会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五、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评价：
①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农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②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六、江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1、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⑴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及劳动力），体现了当时劳动力的最高水平。
⑵南移趋势在国家处于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期最为突出。
⑶政治中心南移对经济中心南移有一定影响。
2、历史的启示
⑴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⑵充分合理地利用外来劳动力、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⑶经济发展必须得到领导者的重视。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一、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
1、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2、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方向不同、水平不同，农业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矛盾，有时发生战争。
二、民族关系的主要类型
1、同一国家内部的民族之间的关系
2、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
三、民族关系的表现形态
1、和平
和亲——作用是削弱民族偏见，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互市——由官方控制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互市场所一般在边境地区。
会盟——两个民族政权以缔结“和约”或“和议”的办法来约束双方的行动。
2、民族关系的主流、总趋势是友好交往、和平共处。是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开发祖国。各民族人民在互相学习和交流中，在共同的劳动中，共同反抗斗争中相互融合，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四、民族融合的概况
1、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初步发展时期。兼并战争加强了华夏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民族融合。
2、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发展时期。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得到更充分的交流，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汉族形成。秦北与匈奴、南与越族、西与西域各族的关系及开发西南，加强了中原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上的联系。
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特点：
①处于封建经济发展时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主要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
②五族内迁，出现民族大融合局面。
③少数民族无长期的、稳定的政权，说明这时少数民族的发展程度较为落后；
④孝文帝改革，缩小南北差距，出现统一趋势。
4、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统一时期的民族融合 )
特点：
①各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友好，战争较少。
②唐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直接统治边疆地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
5、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特点：①多个民族政权先后并立；
②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深入扩展，如设太学、创造文字、仿汉制建立官制、兵制等典章制度；
③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元统一后北方的“汉人”包括契丹、女真等族人；
④出现了新的民族——回族。
从历史的角度说说“茶马互市”的故事
“《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
......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茶马互市”起源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安化古道图]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安化古道图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湟源--茶马互市 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⑥]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⑦]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 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⑩]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饮茶习俗已经从南方地区扩大到广大北方地区，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少数民族请求和市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我们今天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 年）年间，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15]虽然因具体环节出问题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深度认识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16]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
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17]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我们也能从唐玄宗的这到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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