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的悲惨结局_杨登瀛整理
杨登瀛的悲惨结局_杨登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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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中，中共投敌的高级将领，除了龚楚，除了何畏，除了何遇春。
何畏没有投靠共产党。龚楚和杨遇春是。
还有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
余洒度：湖南平江人，生年不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9 月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校团副兼第1 营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同卢德铭一起率部转移到赣西北，后任警卫团代理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 师师长。同年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 师师长。起义部队受挫后，仍坚持向长沙进军。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10 月中旬在酃县水口离开部队，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后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组织，参加中华革命党（农工民主党前身）。1931 年11 月在上海被捕，后投靠蒋介石，被委以少将空衔。1934 年被蒋介石以“走私、贩毒”的罪名下令枪决。
郭炳生：湖南湘潭人，生年不详。1928年在湘军彭德怀部任连长（是彭德怀的外甥），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五军第八大队大队长，第4纵队、第3纵队司令，红八军6师师长，红五军2师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指挥机智果断，但性格简单粗暴、旧军队军阀习气严重。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2年9月叛变投敌，被蒋介师委以国民党军新编第37师师长之职，掉头参加围剿红军，于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击毙。
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又名向光如，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项谷文村人。民国16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大冶兵暴，具有较强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能力，曾任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红军鄂东南独立师师长，红16师政委、师长，红十七军政委等职。1937年2月因被撤职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而叛逃投敌，担任过国民党挺进军第8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从事过抗日斗争，也曾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曾与我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解放战争中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千余举行起义，归顺解放军。经陈毅亲自主持讨论研究，对方步舟作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的决定。解放后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到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大冶县立工业学校校长、大冶县农民协会秘书、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六团班长、中共阳大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阳新县委书记、鄂东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湘鄂赣省鄂东南道委书记兼军区北路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师政治委员、师长、湘鄂赣军区参谋长、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自任武（昌）鄂（城）阳（新）大（冶）边区政府主席，历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纵队游击司令、第九战区第八挺进队司令、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为十八级国家干部。历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副场长、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青龙山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方步舟民国3年（1914年）毕业于大冶县立高级小学，民国9年毕业于县立中学，民国14年毕业于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民国15～16年曾从事工农运动。民国16年，由中共黄石港地方委员会农委书记李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加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并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参加潮汕暴动，暴动失败后来到武汉，随后回到鄂东南地区组建地方党的组织，任主要负责人。民国19年5月，随何长工、吴致民、徐策等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民国26年3月，在三界山脱离红军，逃离时被国民党俘获，送武汉行营，出任国民党武汉行辕参议。民国2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进行大屠杀后，沿江西进，进逼武汉。他再次回到鄂东南重整旧部，组织抗日游击队，称“方部”。民国32年，因保护其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九战区以“纵匪殃民”罪被捕入狱。被保释出狱后在汉口做煤炭生意。民国37年由同乡刘培初（国防部绥靖总队队长）推荐，成为刘的副总队长。民国37年与中共沔阳县委书记陈秀山取得联系，并指示方留武汉做秘密工作。翌年4月率领所部1 200人在宁波望春桥起义，是年7月，所部改编后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师。“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拘捕入狱。1982年12月改为离休。
方步舟其人经历复杂，他既为中共党的事业做过贡献，又背叛了中共；投靠了国民党，却又率部起义。对此，安徽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阮贤榜少将在《忆鄂东南土地革命斗争史实》说：“鄂东南苏区创始人之一方步舟叛变投敌了。他在创建鄂东南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军政、文武双全，当时在群众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此人1936年（应为1937年）叛变投敌，1949年又率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钟期光上将回忆说：方步舟“是大冶人，和徐彦刚共同指挥了虹桥战役，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当过士兵，后来对开辟和发展鄂东苏区有过贡献。当过鄂东南道委书记，会打游击战，但以后在1937年逃跑叛变，当了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他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各千余举行起义，由王建安、谭启龙同志的七兵团接管。他门觉得不好处理，以后将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来。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讨论方步舟的问题，经过研究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陈毅同志交代我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作这样处理：‘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
方步舟领导的第一次活动---刘显堍年关起议： 192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派胡朝柱、项升平（方步舟）到阳新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共阳（新）大（冶）县委。1928年1月16日，县委通过内线得知湖北省参议员兼阳新县清乡总团团长刘慧臣等在刘氏祠堂续定宗谱的消息后，决定举行起议。入夜，各路农军按照县委的部署悄悄地包围了刘氏祠堂和“清乡总团”团部。晚10时许，在打入“清乡总团”的党员刘辉刚等人的接应下，农民冲进祠堂，抓获处决了刘慧臣。与此同时，党员刘全山、刘怀玉率领另一部分农军在内应配合下攻进“清乡总团”团部。此次共击毙刘慧臣等土劣6人，全歼阳新县“清乡总团”，缴枪30余支和大批物资。
《曾拔超的游击队 - 崇阳文史》：曾拔超部队已的五百八十人枪。他接受鄂南第八纵队司令方步舟的邀请，率部开赴武昌、鄂城、嘉鱼三县联防的边陲，以梁子湖为中心开辟抗战游击区。清保咀是梁子湖畔的水码头，是水陆的交通要道，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他们到清保咀不过两天，日军就大势压来，大小战斗打了二十多次，共打死敌军两百余人，终于保住了清保咀。曾拔超得到方步舟司令的赞赏，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方任命为后方联络处主任，长驻江西漫江；孙炳煌继任支队长。一九四一年四月，余明哲大队在鄂城的木门湾和嘉鱼的渡普口，也打了几次胜仗，共歼日寇一百七十多人，缴枪一百四十多支，也得到了方司令的嘉奖：“沉着机智，勇敢善战”。
《红16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日日夜夜》：鄂东南地区的革命基础比较好，早在第一次国内哥命战争时期，就有了党的活动。目前，鄂东南已成立了道委，书记方步舟（后叛变）。鄂东南的武装，也发展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枪，称为鄂东南独立师，师长由方步舟兼任。
1933年的四月二日，红十六军还没有和鄂东南独立师分手，湘鄂赣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决定：为了加强边区的武装斗争，平（江）、修（水）、铜（鼓）分区，成立独立红一师；浏（阳）、宜（丰）、万（载）分区，成立独立红二师，鄂东南独立师改名为独立红三师。
方步舟著有《红十六师历史》、《鄂东南革命斗争史》、《抗日战争史》、《读书笔记》、《方步舟诗词》、《愚公评红》、《方步舟自传》。方步舟于1990年3月在南京逝世。
旷朱权：湖南郴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7 师党代表，红四军第33、第28、第31 团党代表，红一军团第3纵队党代表，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 年后，任红十二军34 师政委，红五军团第十三军37 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西军区独立第3 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8月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1935 年春投敌叛变。据说此人抗战时期曾在苏北与新四军交过几次手，后不知所踪。（这个是一军团嫡系干部了，好像还有个毛的嫡系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也叛变了。）
张绍东：陕西人（一说为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 师第224、第223 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 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团长。1938 年投敌叛变。结局不详。
兰国清：又名兰明清，湖南人（一说为广西人），1911年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 月参加平江起义。曾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营长，第4 师11 团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第2 纵队11 大队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第73 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参谋长。因革命意志衰退，兰国清很快堕落，并将同样信念不坚定的团长张绍东拉下水，1938 年3月伙同张绍东叛变投敌。结局不详。
史书元，字施元，又名史遽然。1901年出生，湖南醴陵人。1923年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一期六队毕业。1929年和李谦一起到广西参加百色起义期间，因工作不力遭红七军前委通报批评和处分，在红七军所任职务不详。1930年春天在上海叛变，被中央特科的密探杨登瀛发现，由陈赓负责处理。后来到台湾，为国防部情报局少将设计委员和第1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6年退役，寓居台北。
张翼，江苏人，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曾任红七军前委委员和第55团团长（或政委），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和红九军团参谋长，长征前叛变／或脱队，先投蒋介石，不获重用，再投张学良。抗战中被韩德勤枪毙。
孔荷宠，当过红五军第1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等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敌。
汤祥丰，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代主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17师政委等职。1936年10月携枪带人叛逃，投了东北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被要回，受到公审。
陈祖康（1901－1979），字子侃，福建漳平人，和郑超麟同学兼同乡。1922年在法国的一所大学里正儿八经地留学（不象陈毅******那样屌儿榔当），或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经熊雄介绍加入中共。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1928年任福建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代理省委书记（被代理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明）。
不知道这时候的陈祖康脖子上哪一根筋不对劲，竟然听从糊涂老爸清末秀才陈寿山（字福如）的劝说，投降了国民党49师师长张贞，捉杀了几个早期共产党员。虽说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是个临时省委，可怎么也比做地方小军阀的营长有出息。
后来陈祖康先入第三党，参加闽变。再入国民党，并一直在戴笠手下干军统，作过闽北站和上海站站长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小组长，也算抗战有功。国民党迁台以后，任职于香港之保密局，授国军少将军衔。其经历，介于龚楚与严灵峰之间，算是中共叛将中，结局比较好的一个。
而且在陈祖康的孙子辈中，出了一个大大的名人，台湾歌手陈如山，俗名阿山。是入围3次金曲奖的四分卫乐团主唱，首创黄埔军歌的摇滚唱法。
郑超麟对陈祖康的评价不高，说这个人心术不正，趋炎附势，不能做朋友。
张绍东、兰国清，这是红二十五军老人，在抗战里才跑的，他们的同事搭档，曾任红75师政委、73师师长的赵凌波也在抗日中降国民党，不过张、兰从八路军跑的，赵是派去新四军工作的，是第三支队首任参谋长，后来是军参谋处长，皖南事变时任纵队副司令，被俘写了供词，对国民党有点用处的，故1943年2月在安徽无为石涧馆被新四军抓获后处决。
公子哥想当特工没人敢答应，周恩来亲自拍板，事后才知此举太高明
1928年春，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30岁的周恩来，收到了一份来自陈赓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陈赓以中央特科下属的身份，请求周恩来做一个决定：是否要吸收一位名叫杨登瀛的广州小伙，成为我党特工？
说实话，这份报告有些特殊：
一来，中央特科自1927年11月成立以来，陈赓就担任了情报科（二科）科长的职务，由他发展的特工数量不少。一般情况下，发展这些特工并不需要个个都向周恩来请示，他自己完全是能拿主意的。
二来，这位广州小伙并不是陈赓发现的“苗子”，他是由咱们一线的骨干情报人员陈养山同志发现，并推荐过来的。
了解我党情报系统的朋友，应该对“陈养山”这个名字不会陌生。他长期活动在敌统区，是当时中央特科的骨干力量之一。因此，陈养山在工作中如果想发展一两个下线，也是不需要惊动周恩来这一级别的领导的。
既然如此，为何最后这份吸纳新人的报告还是到了周恩来手上呢？原因很简单：无论是陈养山还是陈赓，都不太敢作主用杨登瀛。
很快，陈赓就收到了周恩来的答复：
这，是周恩来思考再三的慎重决定。多年后，大家自然会明白其高明之处。
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领到命令的陈赓必须马上跟杨登瀛联系，讨论潜伏事宜。
从陈赓、陈养山、周恩来的慎重态度里，我们不难推测出：杨登瀛跟一般特工相比，确实是不太寻常的。
杨登瀛1893年出生在广东省，从小家境不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8岁那年，被家人送到日本留学，而且入读的是有名的早稻田大学。
良好的家庭背景、不俗的教育背景，毕业后的杨登瀛回到上海，自然成了精英人士。因为精通日语，他同时为多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对日本的政界、经济、文化可谓无一不通。
年轻的杨登瀛有一个重要特质：社交能力极强。
一方面，他跟爱国青年走得很近，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因此或直接、或间接地认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活动在上海的陈养山；
另一方面，因为有老乡在国军中任职，杨登瀛与陈立夫等国军高层，也都是认识的。同时，跟上海滩的帮派，杨登瀛也有不少接触。
总之，在彼时的上海滩，年轻的杨登瀛是一个很“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他频频出入各种酒会，在觥筹交错中与方方面面的人，打着交道。他信奉的交友哲学很简单：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结交人总归是没错的。
但这种“社交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一消息，让杨登瀛气愤不已，他多次公开发声谴责。
但事已至此，再愤怒也没用，杨登瀛必须做出决定：是帮陈养山这些共产党朋友，还是帮国民党。思虑再三后，杨登瀛找到了陈养山，并说出了那句：我愿意暗中帮助你们。
陈养山跟杨登瀛接触了那么久，自然明白他的诚意。于是，他当即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陈赓，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拍板。
看到这里，相信朋友们对为何吸纳杨登瀛要如此慎重，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个混迹上海滩多年、与国军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生活方式上又习惯于大手大脚的公子哥，确实很难让人把他跟一个红色特工联系到一起。
不过，最终周恩来还是同意了。毕竟，在当时的中央特科系统里，像杨登瀛这样能接触到方方面面人物的特工，实在太少了。
于是，1928年5月，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厅，陈赓约见了杨登瀛。
彼时年仅25岁的陈赓，化名为王庸，活动在上海。杨登瀛明白：见到了王庸，其实就是联系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层。
这注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对杨登瀛来说，是如此；对陈赓来说，亦然。
细细交谈中，杨登瀛并没有藏着掖着，他把自己与国军高层之间的种种关系，都一一说了出来。并诚恳地希望陈赓能理解：这些关系，都是“四一二”之前建立的。
陈赓对杨登瀛的诚意，是非常欣赏的。他给杨登瀛的指示是：希望他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巡捕房，都继续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备后用。
当然，为了表示对杨登瀛的支持，陈赓也当场承诺：今后不但每个月会给他300大洋的活动费用，还将在其它方面配合他的工作，只要他有需要。
在中央特科那么困难的时候，每个月拿出300的活动费用，陈赓对杨登瀛的期望值不可谓不高。
在与陈赓见过面后，杨登瀛就成了我军的一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此后，他的情报基本都是直接跟陈赓汇报的。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像杨登瀛这样的社交场老手，干特工这一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这样想，那显然就低估了白色恐怖时期敌人的狠辣程度。事实上，那几年正是我地下党骨干损失最大的时期。
对于第一次当特工的杨登瀛来说，正是因为他了解敌人的狠辣，所以他才会心慌。他曾找到陈赓，提出自己的困难之处：他不知该如何让敌人信任自己。敌人如果要问他要“剿共”的工作成果，他什么也拿不出来，那怎么办？
对此，陈赓的回复是：你放心，以后会不断向你提供我们的文件、传单，以及一些机关刊物，让你拿去给国民党交差。同时，陈赓还曾特意安排一些“会场”，准备一些文件，做成共产党人刚开完会的样子。杨登瀛带国民党去查的时候，虽然抓不到人，但这些东西能证明他是做了事的。
当然，在做完这些后，陈赓还做了一项重要安排：给杨登瀛配了一个保镖和一个女秘书。
可以说，这一安排是实打实地给杨登瀛吃下了“定心丸”。毕竟，身边有自己的同志，在关键时候是能将风险降到最低的。
这名保镖，名叫连德生。
连德生，当时可是陈赓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个情报老手。他是浙江人，早年逃难到了上海，参加工人起义后加入我党。1925年，他曾被派到莫斯科进行了系统地学习。
把连德生派去做杨登瀛的保镖：一是因为他身材魁梧、力气过人，看上去确实很像一个保镖；二是他胆大心细，很熟悉上海的环境；三是因为他曾在中央特科任职，大场面见得多，关键时候能沉得住气。
而这位女秘书，同样来头不小。
她的名字叫安娥。是的，大家没看错，就是后来成为田汉妻子的那位著名女剧作家。事实上，当年我党的女地下工作者里，有大量像安娥这样的爱国文艺女青年。
安娥出身书香世家，20岁加入我党后，也曾跟连德生一样被派到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后，她也进入了中央特科，成为了陈赓麾下的一员女将。
连德生和安娥，一个作为保镖，一个作为女秘书，被先后派来，杨登瀛的特工生涯可谓是“如虎添翼”。此后，他在敌营的官也是越当越大。
1930年后，杨登瀛被徐恩曾任命为国军驻上海的特派员。为表示对他的重视，陈立夫还曾亲自到上海，把由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交到他手上。
此后，但凡杨登瀛有了新情报，基本不需要亲自出手，只需要交给连德生和安娥，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陈赓手上。后来，陈赓谈到这一段 历史 时，曾自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仅凭陈赓这句话，我们就完全能想象出当时杨登瀛、连德生、安娥这条线，有多牛！
从1928年开始潜伏，到1931年暴露，杨登瀛潜伏的时间在特工里并不算长，但他却数次立下奇功。篇幅问题，笔者只提到两件事，大家就能明白他这条线当时的重要性。
第一件事，铲除叛徒白鑫。
1929年8月份，时任中央农委书记的彭湃，赶到上海开会。24日下午，会议在上海沪西区的一幢小楼里进行。当时周恩来本来也是要参加的，因临时有事没去成。谁知，会议刚开始没多久，敌人就把小楼团团围住，彭湃等多名同志被当场逮捕。
事发后，周恩来痛心不已。他当即把陈赓叫来商量，安排了两件事：
其一，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咱们内部肯定出现了叛徒。为避免其它损失，此人必须除掉；
其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被捕的同志。
这两件事要想办成，周恩来和陈赓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登瀛。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让杨登瀛出手，再没有其它办法了。
以杨登瀛在敌营的地位，要打听出谁是叛徒并不难。很快，陈赓和周恩来就收到了一个名字：白鑫。
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担任彭湃的秘书。“四一二”后，白鑫越想越害怕，萌生出叛变投敌的想法。他早早地联系上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出卖了彭湃等人开会的地址。
明确了白鑫是叛徒后，周恩来指示开展营救工作。遗憾的是，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虽然杨登瀛提供了押解路线，但最终还是没能营救成功。8月30日，彭湃等人在龙华被杀害。
英雄已逝，但叛徒不能不除。随后，周恩来向陈赓下达了对白鑫的“锄奸令”。此时的白鑫深知自己的处境，根本不敢露头，陈赓带着锄奸队把上海寻了个遍都没找到他。最后，还是靠杨登瀛和医生柯麟（潜伏在敌统区的一名医生）的双重信息，确定了白鑫的位置和出行路线。
1929年11月11日，在霞飞路的一个公馆门口，白鑫准备出发前往南京邀功。就在他将要上车之际，3名中央特科的队员朝他开枪。可耻的叛徒倒在了血泊里，敌人还没反应过来，锄奸队已经离开。
顺利清除白鑫不但为彭湃等人报了仇，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毕竟，此人知道的事还不少。而在这件事上，杨登瀛提供的情报是立了大功的。
杨登瀛立的第二大功，是保护了周恩来。
周总理一生经历了多次险境，1930年在上海这一次，多亏了杨登瀛的情报才没出事。
1930年，周恩来在上海收到了昔日“弟子”黄第洪的来信，称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问“恩师”能否给自己安排工作。
这黄第洪出身黄埔军校，当年周恩来在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就和他认识了。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所以当黄第洪提出要在邮电局旁边见面时，周恩来一开始并没有拒绝。
而此时，杨登瀛却匆匆传出情报：黄第洪已经叛变。他一回国就给蒋介石写了密信，称自己还和周恩来有联系，一定能把他约出来。事成之后，还希望蒋校长能重用自己。
当时，这件事属于绝密信息，蒋介石直接把信和批示都交给了亲信陈立夫。陈立夫又把此事交给了特务头子徐恩曾。杨登瀛告诉陈赓：我的情报来源是徐恩曾，错不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不会再赴约。最后，在中央特科的多方求证下，黄第洪叛变一事被证实。初冬的一个黄昏，两个戴着礼帽的年轻人，敲开了黄第洪的家门。这个差点儿对周恩来构成威胁的叛徒，被顺利除掉。
以上两件事，只是杨登瀛立下奇功中极小的一部分。对于一个特工来说，任务执行得越多，暴露的风险就越大。但杨登瀛的暴露，却并非因为他个人身手问题，而是因为中央特科骨干顾顺章的叛变。
对于特科的情况，顾顺章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叛变，使上海地下情报网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陈赓其实已经通知了杨登瀛，让他迅速转移。
杨登瀛见陈赓在这样的时候，还能冒死来通知自己，非常感动。不过，他还是想留下来试一试，他认为自己的身份应该是能顶得住敌人的细查。
陈赓见实在劝不动他，只能叮嘱他：“万一顾顺章咬死你，你就反咬他！”临行时，杨登瀛握住陈赓的手说：“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个朋友！”话毕，陈赓消失在夜色里，奔向另一个战场。
陈赓离开后不久，4月底，杨登瀛果然被逮捕入狱。好在，最后敌人因为抓不到实证，再加上其老上级的保释，他被放了出来。不过，自此后他也就与陈赓等人失去了联络。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并没有回老家。他当时已经是56岁了，和家人在南京生活着。虽然只是个平头百姓，但他过得很踏实。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当地在审查他的 历史 情况时，发现他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高官，所以逮捕了他。直到这时，杨登瀛才亮明自己当年的身份，并表示：陈赓能为我作证。
见他说得有板有眼，法院的同志迅速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陈赓。得知杨登瀛还活着，陈赓自然高兴不已，他当即开出证明：
与此同时，当年把他推荐给陈赓的陈养山得知他的情况后，也同样写信到南京，证明他曾立下大功。
有了他们俩的证明，杨登瀛立马就被释放了。此后，陈养山和陈赓一直跟杨登瀛保持着联络，并经常关照他的生活。
1956年3月，陈赓还特意邀请杨登瀛到北京一聚。陈养山得知后，更是亲自到火车站去接他。老朋友再聚，众人都是感慨万千。在人群中，杨登瀛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安娥。
20多年不见，昔日过命的交情还在，他跟安娥有着说不完的话。而当安娥提到当年的“保镖”连德生时，杨登瀛则伤心不已。
原来，当年顾顺章叛变后，连德生就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于1935年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年仅42岁。
能在北京见到诸多老友，也算是了了杨登瀛多年的心愿。此后，南京公安局每月都给他发放100元的生活补助。这在当时，已经能解决他家的大问题了。 1969年12月19日， 杨登瀛在南京病逝。
陈赓大将是1961年去世的，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每一次去南京公干，他都会去找杨登瀛叙叙旧。如今，我们已经不知道这对老朋友都聊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段艰难的岁月，那些曾并肩作战的人，是他们都不曾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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