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会谈将在美国加州举行,一些细节引人关注

玩机攻略 2023-11-15 22:23:01   点击量 : 3932  

作者 : 生活常识网

中美气候会谈将在美国加州举行,一些细节引人关注

摘要:中美关系气氛升温之际,气候合作成为双边互动的焦点之一。

中美气候会谈将在美国加州举行

在美国加州州长结束访华几天后,加州也将迎来来自北京的客人。

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于11月4日至7日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美国加州进行会谈。双方将围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成功等深入交换意见。

有评论称,在中美关系气氛升温之际,气候合作备受关注。这是双方重要的潜在合作点,也有助于促进双方进一步加强全面交流。

时间地点耐人寻味

美国国务院当天宣布,克里将在美国西海岸“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欢迎中方同行。双方将讨论加强实施气候行动、气候雄心和努力,以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会议(COP28)的成功。

美方强调,本次气候会谈是美方努力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的一部分。

近来,中美各层面往来更加频繁,气候会谈的举行并不让人意外,但一些细节耐人寻味。

从地点看,“阳光之乡”曾见证中美领导人的友好交往。

它是201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两国元首举行“庄园会晤”的地方,距离太平洋很近,接待过英国女王等重要外宾,素有“西部戴维营”之称。习近平在那次访问中重申,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从时间看,本次会谈承前启后。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结束访华

前几天,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刚刚结束访华回国。上月底,中国外长对美国进行数年来的首次正式访问。几天后,中美将在华盛顿举行司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双方将就国际军控条约履约、防扩散等广泛议题进行对话交流。据称,这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两国政府间的首次此类会谈,将重点讨论如何降低误判风险。

从议题看,气候变化合作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的潜在突破口。

今年早些时候,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相继访华后,克里也于7月对华展开四天访问,并与解振华举行了三天会谈,重点讨论减少甲烷排放、限制煤炭使用、遏制森林砍伐和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这也是中美气候磋商自去年8月中断近一年后首次重启对话。

不过,克里访华后,中美气候外交几乎又陷入休眠状态。直到上月加州州长纽森对中国的访问。在那期间,纽森参观了湿地自然保护区、海上风电场、特斯拉工厂和全电动公交车队,并与上海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双方在可再生能源开发、环境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

更为“紧迫”的是,中美两国都提到的COP28将于本月底在迪拜召开。会议将盘点《巴黎协定》制定以来全球所取得的进展。外界将中美合作视为本次大会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之一。

气候大会关注中美

近年来,屡创纪录的高温、不断增加的野火和日益恶化的灾害加剧人们对地球命运的担忧。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备受瞩目。

本次大会的一个关键议题在于,敲定所谓损失和损害基金的细节。该基金将补偿最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帮它们适应气候变化。

拜登政府并未反对这一基金,但坚持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与富裕国家一道向该基金注资。在美国国会极度分裂、共和党人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背景下,拜登政府要想获得额外的气候资金难如登天。

拜登政府要求多国一道向基金注资

中国此前已承诺,将让碳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一表态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员和学者的赞赏。

随着中美关系气氛回暖,中美两国在气候合作方面能否取得新进展,成为本次大会关注的焦点。有评论称,如果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两国或可探讨海外能源以及低碳技术方面的联合研究和信息共享等合作,从而为更多谈判铺平道路。

协调合作更显关键

克里一再表示,气候是双方关键的共同问题,与两国存在的分歧无关。

今年7月克里访华时,解振华告诉克里,“自从我们两个被任命为特使以来,我们已经见过53次。”除了因气候特使身份常打交道,两人结识更有25年之久。

有评论称,两人的私人关系对于促成更多成果大有裨益。而中美气候互动仍是两国关系的重要“试金石”。

自2013年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成立以来,中美之间的谈判历来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包括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奠定基础,为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如今,中美关系站在十字路口。面对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国际和地区热点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双方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更显关键。

《祖国,我终于回来了》主要内容

《祖国,我终于回来了》主要内容是: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了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他在火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

但是,当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工作。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50年9月,钱学森辞去工作,办好了回国手续,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把行李交给了美国航空公司。然而就在这时,他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回国!他只好退掉飞机票。美国海关把他的行李打开检查,硬说里面藏着重要机密,说钱学森是间谍。

其实,他的行李里面装的只是准备带回国的教科书和笔记本。几天后,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每天晚上,看守人员每隔10分钟就来开一次灯,使他根本不能休息。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近15千克。

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朋友出面营救钱学森。他们募捐15000美元,把钱学森从拘留所里保释出来。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仍不放松对他的迫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回到祖国去。

这样,他坚持斗争了5年。他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对钱学森十分关心,亲自过问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晤的中国代表,在会晤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回国的问题。1955年,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国。同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0月8日,他含着幸福的泪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扩展资料

出国以前

钱学森于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9年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

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

他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43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194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7年,在上海与蒋英结婚。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遭到拘留

1949年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狂热。

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钱学森非常气愤,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1950年,钱学森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Dan A. Kimball)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 个师的兵力。 从此,钱学森在受到了美国政府迫害,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左右。

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才证明了他是无辜的。

艰难归国

50年代初期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1954年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

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1954年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让步,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

坎昆世界气候大会的相关报道

英国路透社29日报道称,人道救援机构乐施会29日发布报告称,今年前9个月中,气象类灾害导致全球2.1万人死亡,是2009年的两倍多。
报告特意赶在墨西哥坎昆气候大会开始之际出炉,它以巴基斯坦洪灾、俄罗斯火灾与热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等为例,阐述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
新一轮联合国气候谈判把探讨的问题锁定在穷富国家存有分歧的几项议题,如气候援助资金、雨林保护、迎接气候变暖等问题。此次谈判还欲将现行减排目标正式确定下来。
不过,乐施会公布该份报告是为了敦促各国需要尽快行动,来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
英国《金融时报》则刊文称,坎昆会谈或难获突破。
报道称,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可以说是一场“史上最牛”的会议,但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最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惨败收场的时候,全世界对全球气候谈判的前景瞬间转为暗淡。在这种暗淡的期许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坎昆会议将继续着乏味的焦灼。
即使一年过去了,在坎昆气候大会上要想取得非常大的进展,挑战依然是巨大的。造成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惨败的各种要素依旧存在:中国为首的基础四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旗手欧盟;以及美国为头的伞形国家集团依旧是坎昆气候大会的主导者。坎昆气候大会还是三国演义,小岛屿国家联盟等组织依旧被边缘化。
再深入说,因为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惨败,见证了欧盟话语权的逐渐弱势。全球气候谈判最核心的谈判主体,无疑是中美。一方面两者是目前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碳排放国,二则是由两者在国际舞台上的综合实力决定。
联合国希望避开去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混乱与剑拔弩张的情景,以维持谈判进程的继续进行,最终于明年在南非的一场关键会议上签署一份关于全球变暖的新协议。
英国能源与环境大臣克里斯·休恩警告:“我们并不指望在(坎昆)达成最终协定。此次会议的目标是重启谈判。如果能推动各国接近达成协议,维持谈判的继续进行,在林业、金融与减排承诺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此次会议就算取得了成功。”
即使联合国自己也承认,坎昆会议不会达成最终协议。 南都讯 特派记者杨传敏 发自坎昆 
“中国希望在坎昆至少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确定下来,但按照目前的谈判进程看,甚至连这个都很困难.”,昨天,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与国内外NGO代表见面,沟通谈判进程,表达了中国的谈判立场。这也是中国高级别官员第一次在气候大会上与国内外NGO沟通,他说,“但是不管谈判结果怎么样,中国自主减排适应气候变化不会变”。
坎昆气候谈判进入到最后一天,在月亮宫的一两间小型会议室里,高级别的部长会谈接连不断,全是闭门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和中外N G O的见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在天津会议上,解振华就曾与中国N G O见面。
昨天参加解振华见面会的国际N G O包括第三世界网络、气候行动网络、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提问大多集中于中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中国政府期望发挥的作用。解振华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透露了目前谈判的进程。
见面会里解振华作为此次中国参与谈判级别最高的官员,也向在场媒体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一是,中国会通过南南合作向最脆弱国家提供气候援助。解振华说,他最近为了了解非洲国家的需求,去了埃塞俄比亚和非盟,看到了气候变化给非洲荒漠化带来的影响。
二是,在透明度的问题上,因为有的国家还对发展中国家的透明度有意见,解振华说,中国同意对自主减排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并且在目标、行动和原则上都作出规定,也希望在坎昆至少把原则定下来,就是进步。
三是,关于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是否前进,中国认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能不能继续是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中国希望在坎昆把京都议定书延续第二承诺期定下来,但解振华说,“这一点要看来非常困难”。
四是,不管谈判进展如何,中国自己要在国内采取行动,完成碳强度减排40%-45%的目标。解振华举了两组数字作为对比,“十五”期间,中国用年均10.4%的能源增长,支持了年均9.8%的GDP增长;而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用6.8%的年均能源增长,支持了10.2%的GDP增长。这说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在增长,能源效率也在提高。
中国声音:
强调“捍卫”《京都议定书》
本报墨西哥坎昆电 (特派记者毛玉西、薛松)
当地时间9日下午5时,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坎昆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再次强调了中国坚定捍卫《京都议定书》的立场。这场见面会吸引了众多中国媒体聆听,希望从中“嗅出”谈判进展的有关信息。
奔赴坎昆之前,解振华表示:“《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长期努力而达成的法律文件,它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没有道理否定它。中国希望《京都议定书》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作用,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京都议定书》。
他表示,之所以要求必须捍卫《京都议定书》,是因为必须在坚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基础上,才能谈怎么样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如果要抛弃现有《京都议定书》框架搞新的,无疑会把所有的时间都耗掉。他强调说,《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能否继续下去,是检验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北京时间12月4日,有关墨西哥“秘密文本”的传闻在坎昆气候大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各方对此紧急表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分歧仍是大会最主要矛盾。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减排指标方面与发达国家区别对待,同时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但在具体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且以资金为筹码提出种种限制。
减缓气候变化,发达国家的中短期量化大幅减排是关键。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避而不谈自身,却坚持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同步减排。欧盟甚至宣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22亿欧元“快速启动”资金中一半是贷款,并非无偿援助。结果招致环境保护人士一致批评。
各方僵持之际,突然有非政府组织爆料,称墨西哥方面在搞“秘密文本”,允许发达国家承担较少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更严厉标准。据说,墨西哥“秘密文本”内容包括:用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替换《京都议定书》;不继续《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义务;气温控制上限大幅提高到5摄氏度。不过中国、日本和欧盟谈判代表均否认存在“秘密文本”。 12月9日,也就是坎昆气候大会离结束倒数第二日的冲刺日,会场上仍没有任何协议达成的迹象。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各国主管环境事务的高级别官员还在纷纷发言,阐述各国立场。主要非政府组织已将美国列为阻碍大会达成成果的罪魁祸首。
美国扯后腿
主要非政府组织盘点的美国“罪行”主要有四点:首先,美国在拒绝提高本国减排目标、置身于议定书之外、也无国内立法的情况下,大肆指责其他国家做得不够,阻碍关键问题达成协议。
其次,在外界之前普遍认为能够取得成果的气候资金问题上,也遭遇到了来自美国的阻挠。美国主要是想争夺这笔资金的“发言权”,拒绝将资金置于联合国系统的框架下。
再次,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有很大保留,和发展中国家的预期有不小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因美国而扩大。
最后,因美国的不作为,坎昆会议未能重建COP15后“队伍散了”急需的各方信任机制。
这当然并非COP16各方“歧视”美国。考虑到大会议程第二天日本代表团就提出了反对《京都议定书》继续存在的明确表态,美国如果只是希望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当然难获各方欣赏。
专家推算,美国的减排目标仅相当于1990年排放基础上减少4%。如此裹足不前,纵使美国代表团团长乔纳森·潘兴坎昆会议期间多次组织NGO(非政府组织)吹风会,有些吹风会还仅对美国NGO开放,以力图营造正面舆论、维护美国形象,但美国代表团实际上地位“尴尬”、 乔纳森·潘兴公关举措收效甚微,当属意料之中。
与乔纳森·潘兴的“努力”相比,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12月6日,朱棣文在美国中心发表演讲。他以碳在生物圈中的运行轨迹开始,谈到各类新奇的新能源技术,仿佛是给与会者讲一堂环保课,置自身的政府官员身份于九霄云外,对美国眼下采取哪些措施落实其承诺的碳减排目标避而不谈,王顾左右而言他。
就此,一位不愿署名的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朱棣文们的“难言之隐”在于,当今美国缺乏有力的新能源鼓励政策,美国国会特别是参议院难逃其咎。
该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民主党议员占多数席位的大好时机下,都未能一鼓作气通过气候法案,可见美国保守势力之强大。而华盛顿中期选举之后,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共和党赢得了更多席位,而共和党一向以保护煤炭及石油产业利益、反对环保政策著称。
“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过,超过一半的共和党议员没有护照,这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因此,很难想象这些议员能有足够的国际视野,来妥善处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这样的问题。”该分析人士称,共和党议员大多是保守派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有些甚至根本不相信气候科学。在此基础上,“碳税”简直成了美国的“禁区”。“不是讨论能否推行的问题,而是敏感到任何官员都不敢触碰,参选党派只要提到任何增加环境税的构想,选举中必输无疑。”上述人士因此说。 中新社坎昆12月4日电 题:墨西哥将气候大会办成嘉年华 各界评价两极。
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行将过半,主办国墨西哥安排了众多精彩活动,把本届气候大会搞得像一场嘉年华,很多活动也与气候变化并不相关,各界对此评价两极。
墨西哥政府当地时间3日举行了一场名为“气候变化交流论坛”的活动。活动也没有安排在官方酒店,而是安排在和会场距离较远的一个度假村进行。
论坛在当天晚间结束后,主办方又为与会者举行了“墨西哥之夜”活动,四处歌舞升平,人们都陶醉在眼前的美景、美酒、美人之中,与会场的紧张和枯燥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早在大会开幕当晚,本届大会主席、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就为所有与会者安排了欢迎晚宴,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媒体记者都可以参加。晚宴上也安排了盛大的传统歌舞表演。
在所有与会者的必经之路坎昆展览馆(Cancun Messe),墨方还专门设立了传统商品市场,推销墨西哥当地土特产,如陶器、辣椒油、可可粉等。但由于售价偏高,买家寥寥。
尽管如此,市场还是吸引了很多与会者的注意力。一南非谈判代表招呼记者去品尝那里免费提供的可可饮料。有年轻小贩用流利的英语向记者推销手工制品,记者注意到会议主办方也为小贩们制作了特别通行证。
很多人也纷纷与市场中摆放的艺术骷髅合影留念。售卖的骷髅瓷器售价也不菲。在墨西哥,亡灵艺术是一种很独特的艺术形式,但对一些外国人来说,可能一时还难于接受。
有非政府组织与会者对本社记者表示,墨西哥似乎要改变上届哥本哈根峰会时的“冰冷印象”。哥本哈根峰会几乎完全集中于谈判,代表在会场内神经时刻紧绷,在会场外又得面对北欧严冬的疾风苦雨,对会议进程确实有些不利影响。
墨西哥政府此次试图通过多种途径让各国代表在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下进行谈判,也不失为是解决之道。据记者了解,谈判代表除了对路程遥远有些不悦外,对其他会议安排还算满意,特别是这次他们不会遭遇被非政府组织纠缠的尴尬。
然而,会场外的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巴西总统卢拉本周炮轰此次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他本人也撤销了参加会议的计划。另外,可能是由于语言问题,不少与会者和主办方沟通不畅,一些活动的时间地点更改频繁,引发了争议。
墨西哥高级官员回应说,本届气候大会至少能达成两项成果,即资金和技术方面能取得一些突破。墨方每天都举行记者会和媒体进行积极沟通,和上届会议相比也算是不小的进步。然而,又是由于语言障碍,记者会的听众并不多。
据记者观察,墨方还想通过此次气候大会实现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并为本地企业寻找机会,就如同在上海世博会所做的那样。坎昆展览馆内的正中央位置就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墨西哥展馆,被一片茂盛的热带植物包围。展馆每天都会进行商务活动,其中环保企业的活动又展绝大多数。
下周,气候大会的高级别会议就将开幕。届时,墨西哥政府将继续举办多场嘉年华式的活动,会场内外对有关活动的不同声音也会持续。(完)

意大利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立场

  大体还是欧盟的立场,与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分歧。

  美国对欧洲“路线图”不买账

  一些欧洲人对大西洋彼岸那个国家的气候政策日益失望。

  “没错,问题就在于美国,”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11月15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这个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总在强调,‘我有(减排的)意愿,但是我无法做到’,这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欧盟委员会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季马斯同样敦促美国加速行动。但他语气比较缓和:“我们会等待,我相信奥巴马总统会兑现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

  然而,时间所剩无几。从目前的进展看,哥本哈根会议似乎无可避免要重演两年前巴厘岛的那一幕——在那个传说中的众神之岛,欧洲人退了一步又一步,退到无可再退,才让美国人妥协,而美国人却只前进了一步,那就是在通往“后2012时代”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路线图”上签字。

  对美国来说,“巴厘路线图”规定了两年的谈判期限,除这一点有点限制作用外,其他条款没有什么约束力。欧洲人显然并不想要这样的路线图。

  前不久,欧洲把诺贝尔和平奖送给了上任不到一年的白宫新主人。但年轻的美国总统对于欧洲主导的谈判体系的态度,与其前任似乎并无本质区别。《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法案,规定发达国家减排,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这对于华盛顿仍是政治毒药。

  然而季马斯说,他注意到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气候政策上的“巨大转变”。这位欧盟官员最近在雅典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布什执政时期,你不可能跟美国人谈气候变化,他们甚至不想听到‘京都’这个词,他们的词汇表中没有这个词。(跟他们谈气候变化)就像对牛弹琴。这种立场现在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美国的气候政策的确有改变,至少在语言上。今年4月,奥巴马在布拉格告诉欧洲人:“我向你们保证,美国已在这场全球努力中做好了领跑的准备。”今年9月,他又在联合国总部宣称:“我们已将气候问题作为外交议程的首要议题。”

  也许这位年轻的民主党人真的打算学习前辈克林顿。当年,克林顿力推数字经济,使美国实现了8年的经济繁荣;现在,美国要走出金融危机,“绿色新政”确实是一个好出路。过去几年,美国的清洁煤等清洁能源技术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开始掌握气候问题的主导权。

  但在行动上,奥巴马政府主张各国自主减排。这个车轮上的国家由于其发展模式的限制,不可能接受欧盟提出的到2020年减排至少20%(相对于1990年水平)的提议。奥巴马提出的目标是4%,这差不多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奥巴马的解释是:“美国不是一艘快艇,而是巨大的邮轮——我们无法立刻转变方向。”

  然而,即使是4%这样低的目标,忙着进行医改的美国参议院今年还没空讨论。1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明确地说,参议院将于明年上半年进行气候立法。这意味着,美国代表不会带着减排数字去哥本哈根,最终在包含减排数字的协议上签字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向来我行我素。布什在其任期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其前任克林顿虽然曾签署议定书,但正如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所说:“除非这份协议有所修改(即让发展中国家减排),否则我无法将它提交给国会。”克林顿确实从未将它提交给国会批准,美国也是如今唯一游离在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

  美国接受不了欧洲人和其他人为他们设计发展道路和时间表,这也许是欧洲人真正感到沮丧的地方。不过,除了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外,还没有几个欧洲官员愿意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英国《卫报》的环境记者戴维·亚当在一份报道中说:“我不太确定欧盟确实有摊牌的胆量,而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中美恰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当欧洲为说服不了美国而苦恼时,美国却试图让中国接受它的立场。

  11月16日,预言“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的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因为中国贫困人口多得多,因此不必采取与美国完全相同的行动——但是,在计划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我们大家都应承担一定的义务。”

  1992年,世界各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确认全球变暖。5年后,各国在公约基础上制定了《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发达国家减排。从那时开始,美国总在气候问题上“扯上”中国。克林顿以中国没承担减排义务为借口不向国会提交议定书,布什同样如此。奥巴马虽承诺行动,但却要美中共同“负起领导责任”。

  如今,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亲密”交流程度前所未有。无论是上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还是擅打“感情牌”的两个华裔部长,来北京都是只谈气候不谈人权和贸易。甚至曾连续十年投票反对给予中国最惠贸易国待遇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一改攻击中国的习惯,她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我想气候变化危机将改变美中关系,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契机。”

  英国《卫报》今年9月的一份报道注意到:“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仅英国就已将20多名外交官派往北京,专门负责密切关注和推动中国改变立场,而美国负责此事的外交官是英国的两倍还多。”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这使一些乐观人士产生了错误的希望。这些人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达成某种“模板”式的协议,从而为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奠定基础。

  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正式签署了一份名为《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文件,但有消息称,这份文件的内容侧重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

  事实上,关于减排问题,中美均不可能作出可以让其他国家仿效的突破性让步,因为两国恰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中国始终按照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免受排放的法律限制,而发达国家导致了气候问题,应为解决这个问题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一名欧洲外交官还注意到:“过去中国提出,(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将排放量减少25%到40%(相对于1990年水平)。如今,他们只提40%。”

  美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减排目标。事实上,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尽管还没通过低得可怜的减排目标,但从不忘记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减排,他们甚至提议征收“碳关税”——矛头直指中国。这种绿色壁垒中国不会接受。

  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对奥巴马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人们注意到,当天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双方决心根据各自国情采取重要减缓行动。”无论是《中美联合声明》还是胡锦涛与奥巴马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都没有提到或要求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减排。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说,这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在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成果,谁也不想让哥本哈根会议失败,谁也承担不了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责任。”

  虽然中国不会承诺到2020年的强制减排目标,但已制定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今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代表中国承诺,将“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墨西哥城?

  气候问题上的分歧,归根结底,还是美国为弱化自身减排承诺和资金技术转让义务,而不愿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原则。如果抛弃这样的原则,那么或如一些人所言,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10多年的谈判将变成“非正式的闲聊”。

  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美国并不是“孤家寡人”,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都是它的追随者。这些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提出的目标,要么以主要排放国减排为前提,要么数字过低,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日本虽然提出减排25%,但国内产业界抵触情绪严重,极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连线组成伞形,因此它们被称为“伞形集团”,这个集团在气候谈判中力量强大。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欧盟国家的立场渐渐向“伞形集团”靠拢,这削弱了欧盟作为整体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因此力推全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能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机,这种商机曾一度掩盖欧盟内部的分歧。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意大利和中东欧国家公开声称,减排可能危及就业及其经济发展。

  200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波兹南召开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公开宣称:“在金融危机之时,我认为讨论减排是件荒唐的事,这就好像得了肺炎,却想找个理发师看病。”今年10月,欧盟首脑会议指出,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的气候援助资金。然而,由于内部分歧,它并未就欧盟具体援助金额以及各成员国出资比例达成一致。

  这一切美国人都看在眼里。《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反问道:“如果欧洲人都不能彼此商定如何分担(援助金额)负担,那还有什么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协议?”

  在另外一大阵营中,不同的声音也很多。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和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基本一致,即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减排至少40%,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关技术和资金。减排方面,除中国外,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也制定了国家方案或国家行动计划。巴西最近还宣布,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自愿性减排36.1%至38.9%。而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则担心减排影响石油出口,立场比较消极。

  两年前,“巴厘路线图”把哥本哈根设计为谈判终点站。但现在,连联合国负责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都觉得终点站好像在哥本哈根站之后。他在11月的巴塞罗那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也许人们只能再达成一份“哥本哈根路线图”,最终的协议可能还需要人们等待“最多一年”。

  欧盟似乎妥协了。11月初,奥巴马在华盛顿对来访的欧盟领导人说,哥本哈根会议构建的将是一个“应对潜在生态灾难的框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回应说,“是的”,“我们正在为一份框架协议而努力”。

  在北京,奥巴马在与胡锦涛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将不是致力于一项局部性的协议,也不是一份政治宣言,而是一项包含谈判涉及的所有问题的协议,一项可立即运作的协议。”可惜,华丽的辞藻加快不了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在华盛顿,更广泛的意见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明年的墨西哥城会议才可能达成,那时美国国会应已完成气候立法。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持有类似观点。他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到来前,各国纷纷亮出了谈判底牌,比如,美国减排4%,欧盟至少20%,加拿大2%,印度人均排放量永远不超过发达国家,等等。但在哥本哈根会议还是达成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大,法律协议可能还需要一两年,因为各国提出的目标不同,还需要很多时间就具体细节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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