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篇》的详细注解版(有相无心 相随心生是什么意思?)

体相 2023-05-06 11:18:06   点击量 : 5053  

作者 : 众妙之门

《心相篇》的详细注解版

《心相篇》是我国古代五代和北宋之间的道教学者陈希夷所著。它不同于普通的相术,是从人的心地出发的,它对人生有着重要的帮助与指引,能够使人们断恶修善,趋吉避凶,甚至能够荫及子孙。文章篇幅有点长,希望大家能耐心看完。下面是《心相篇》的详细注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

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

消沮闭藏,必是奸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

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

转眼无情,贫寒夭促;时谈念旧,富贵期颐。

重富欺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能裕后光前。

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难成。

——《心相篇·第一章》

《心相篇》的第一段:“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消沮闭藏,必是奸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转眼无情,贫寒夭促;时谈念旧,富贵期颐。重富欺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能裕后光前。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难成。”

特别提请注意开篇的前两句话,那是全文的总纲,后面的各论都是这两句话的展开。这两句话语不惊人,朴实之极,是北宋时代最通俗的白话文了。但是倘若认真回味,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的无量文义、无穷智慧、无尽法门,非得道的圣贤说不出这种石破天惊机的箴言。

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虽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但在解门(理论体系)上,都没有离开“心地因果”这个基石。因此,总纲中讨论的“心与貌(相)”、“行为与祸福”的关系,是宇宙间最普遍、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儒释道三家行门(修行方法)的指南。

下面,我们逐句讲解。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这已经是宋朝的白话文,再把它白话一下:“心地是相貌的根本,审察一个人的心地,就可以了解他的善恶之性;行为是心性的外在表现,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他的祸福吉凶”。“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谈了善恶的关系;“行者心之表,观行而祸福可知”谈了祸福的关系。总结一下就是讲了心行、善恶、祸福,这六个字的因果关系。心是心性,善恶是描述心性的,故此才有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之争。倘若再细分,心是心,性是性。心属于知的范畴,强名曰后天;性为先天大道,又称性天。心性并称是因为没有性,心无所生;离开心,性也无从表现。但在主从关系上,性是管心的,心又能影响到性。在中国文化里,谈心性最透彻的是佛道两家,其次才是儒家。因为佛家与道家的重点在个体生命的解脱,也就是心性的升华,对社会群体的教化、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国家制度建设等任务都是儒家承担的。这就是为什么儒家多谈人道,罕言天命的道理。

罕言不是不言,读读孔子的《十翼》、子思的《中庸》就会明白,儒家谈的“天”其实就是性,否则《中庸》上怎么会说“天命之谓性”呢?

性是宇宙的本体,是形而上的道;心则是形而下的心理活动,是心念(念头)的生灭。佛家所谓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说的统统都是念头。有念头就现出这个物质世界,这是有为法;停止了这个念头,物质世界就消失了,进入无为法。所以一个人的相貌,不过是他心念与心性的外在表现而已,有什么样的心性就有什么样的相貌,这是谈到的心与貌的关系。

什么是善恶呢?真要给善恶下个定义很不容易。生物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符合我的利益、我们的共同利益的叫做善,反之就是恶。凡是侵犯人类利益的我们统称为“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以自然界的观点,人类这个裸虫才是无恶不作、自私无比、罄竹难书的大“害虫”。再者以发展的观点看,善恶的标准一直都在变化,昨日的朋友会变成今日的敌人,过去的仇敌可能已成今日的伙伴,可见善恶是非只有相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

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首先凡是为自己考虑的,利益箭头向内的,叫做恶;凡是为他人考虑的,利益箭头外指,济世利人的统称为善。第二,凡有能力、有机会作恶而不作恶的为善;有能力、有机会为善而不为的,称恶。我现在有能力、有机会能帮助别人但我不帮叫恶;我现在有权有势可以吃喝玩乐,可以欺负人,但我不这么干这是善。

行善不能着善相,《金刚经》中所谓的“不着相布施”。老子也说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总想着舍一得万地去行善,那反而是恶了。所以善恶要看初发心,不能只论行为,古训所谓“有心行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就是此处说的“审心”。

心既是指人的心念、思想活动,行自然就是指人的行为举止,言语动作。行为科学表明,动物的行为受本能支配,人类的行为被思想支配。除精神病人以外,人类的全部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称作“心行”。善恶描述心行的动机,祸福则是心行产生的结果。

什么是祸?什么是福?福与祸是相对的,福是福报,祸是恶果。福有福气、福分。有福气当然令人羡慕,但福多大气多大,受多大气享多大福,否则怎么叫“福气”呢?本来属于你的,谁也抢不走的那个东西就叫做“福分”。福分是因,钱财是果;钱财有可能损失掉,但只要福分还在,钱财就会再来。福分一旦丧失,就什么也享受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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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无心 相随心生是什么意思?

”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谚语,意思是指人的内心比外貌最为重要。
出处: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四:“谚日: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此言人以心相为上也。”

相随心生是什么意思

相随心生意思:人相的吉凶随着心念性情的善恶而产生或消失。
据传为上古术士鬼谷子语。全意为"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意谓人相的吉凶随着心念性情的善恶而产生或消失。不少古代相学家都对此说给予极高评价。如宋初陈搏《心相篇》即谓."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斯言虽简,实人伦纲领之妙。"并据此进而提出: "未观形貌,先相心田"的学说。清代陈钊《相理衡真》卷一则从变相论的角度对此作过阐释: "相有更变,心之所向,而相从之以变。譬如斗柄一般,指东则春,指南则夏。心犹斗柄也, 相犹春夏也。即鬼谷子所言有心无相,相随心生。"

德建名立,形端表正

德建名立(dé jiàn míng lì), 形端表正(xíng duān biǎo zhèng)。
翻译:养成了好的道德,就会有好的名声;就如同形体端庄了,仪表就正直了一样。
解析:这两句话着重讨论了德与名、形与表的两种关系。“德”与“名”是一对,名是名利的简称。人没有一个不追求名利的,说不想那是因为没有条件与机会。人求名利、求好的果报就应该种好的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德”是因,“名”是果,德建才能名立,因好果必好,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我们反过来,倒果为因,只求名利不管德行,那是缘木求鱼。“缺德”哪里能求到“善果”呢?古人说“德是摇钱树,信是聚宝盆”。有了德才能童叟无欺,有了信才能货真价实,这样做贸易不想发财都不可能。这就是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由此再进一步要明白道与德的关系。德者得也,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前面三千字为道经,后面二千字为德经。道为理体,譬如我们出门之前要看地图,定好方位,然后开车出发,就是德,不去永远没有德。明道不行道,永远不会有德。道与德很难兼得,有道的人不一定有德,有德的人不一定有道,只有得道的人才是道德兼备。否则就是“有道无德,必定招魔;有德无道,一座空庙”。不积功累德,一味地盲修瞎炼,一定会走火入魔,因为修行没有资粮。外表道貌岸然,实质浮躁虚饰的人,内里一定是空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明道。
“形”与“表”又是一对,这里的“形”指的是人的整体形态,身心两部分都包括在内。心正才能身正,身正了仪表容貌自然端正。人的形体健美、容貌姣好的根本在于心地,整容化妆是没有用的,起码不能长久。所以善良之心能将人变丑为美,歹毒之心会使人面目狰狞。有兴趣的人可以读读陈希夷的《心相篇》,其文着重谈的就是心与貌的关系。
为什么“形端”就能“表正”呢?这就谈到诸子百家里的《管子》。《管子》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谈管理学的第一书。现代管理学上自以为是新发现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在《管子》中找到雏形。管子是齐桓公的首相,他通过发展经济,帮助齐桓公富国强兵,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诸国之首。《管子•心术篇》中说:“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必得”。管子认为,人的身为馆舍德如贵宾,馆舍不打扫干净就不可能留贵宾常驻。为了留住“德”这个贵宾,我们的身体,这个馆舍就一定要端正。形体端正了,内心的德建立起来了,仪容仪表自然而然就端正了。

曾国藩相面

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弟弟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又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回首他的一生,更让他体会到天命的难以捉摸。极度痛苦中,“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成了他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曾国藩是相面大师,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薛福成说:“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庸庵笔记・谈相》)葛虚存更干脆否认了曾国藩研究过相人之术:“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清代名人轶事・曾文正知人》)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聚讼不已的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一、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以知人名天下”,清 *** 对他盖棺论定,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也就是说,他善于为君主识拔人才。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支撑起了晚清的大半个天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二、曾国藩确实会以“相术”相人。
曾国藩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1863年9月,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他回忆说:“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容闳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最生动详细的一篇。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身材挺拔”,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O,认为这些面相证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而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横纹入口”,“视下闪烁”,“鼻削下锐”等从相学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如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这些评价中,充斥着大量相术术语。
曾国藩精通相术的记载,与他识人之明的事实,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着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盏,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春在堂随笔》)
正史和野史都记载过曾国藩相术之神奇,最有名的一次是对湘军名将江忠源命运的预测。湖南老乡江忠源任侠自喜,一身英气。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事实上,虽然相术在中国十分流行,但对于相面之术的争论也持续了几千年。不过,传统相术也有部分今天看起来仍然十分合理的内容,因为除了相面相外,它还有“相精神”的一面。相书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现代心理学研究也证明,一个人的神情面貌确实可以昭示出他的气质特征,如一个人多年心情抑郁,他的表情在人看来必然是阴沉的:而一个乐天开朗的人,其眼睛通常是明朗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气色气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他的性格类型及胸襟眼光。
曾国藩对于“相精神”、“相气质”、“相行动”是非常重视的。咸丰八年九月廿三日的《日记》记载:“是日,意城为我抄陈希夷《心相篇》,因熟玩数过。”《心相篇》是宋初术士陈抟的名作,主张从人的行动细节中去推测其性格,里面既有因果报应的老生谈常,也有大量日常生活积累的宝贵经验。
在日记中,曾国藩还参照历代相法经典,结合自己多年相人之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看相方法――“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这都是曾国藩注重从精神气质角度去相人的明证。
可以说,曾国藩比较好地掌握和运用了传统相术中的精华部分。平时,他不但重视从相貌外表和精神气质上观察人物,还十分留意对各类人物的风评,并一一记录在案,待到面晤,再作综合判断。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道:“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别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是曾国藩相术的精华。这也正说明,曾国藩对人判断的有效性,是来自于精神气概而非具体的五官相貌。
不仅钻研相术,曾国藩还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
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推崇诸子皆豪杰之士,去孔子并不甚远:“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吸取了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己,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如他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即曾的祖父)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
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所有这些,也正成就了他“中兴名臣”的辉煌人生。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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